吴敬琏亲自担纲《智石丛书》总顾问并作序！中国高层智囊前瞻力作!
　　吴敬琏　　江　平　　汤　敏　　陈志武　　张维迎　　任玉岭　　白重恩　　左小蕾
　　胡祖六　　保育钧　　魏建国　　李佐军　　卫祥云　　陈全生　　肖四如　　张　平
　　众多名家携手打造！
　　热点覆盖：五位一体、改革路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既得利益集团……
　　中共十八大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
　　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历程。预知中国改革的前路（到哪里去），首先要看清中国改革的源流（从哪里来）。本书带你一起回顾那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激荡改革三十年，前瞻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和路径。
　　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改革感兴趣的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阅读学习。

　　我之所以研究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博士生李佐军提出了一个“不是经济过热，而是进入了重化工业的阶段”的观点。如今这本《中国改革新思维》，同样能为我们关注“中国改革何处去”提供参考和启迪。
　　——吴敬琏　智石总顾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现在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而改革方案的出台，就像李佐军的《中国改革新思维》一书所揭示的那样，离不开新的改革思维。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所原所长

　　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陈志武　智石专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改革就是释放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中国三十年多年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往往被忽视。我们一说经济增长似乎都是政府的成就。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让企业家发挥作用，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组织各种要素来形成生产能力。
　　——张剑荆 《中国改革》杂志高级顾问、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

　　中国经济怎么办？靠打强心针，搞硬起飞，搞硬启动，如果还是这样，那肯定就会再来一次“硬着陆”。所以稳增长和抓改革两者结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蛮力式增长转向精明式增长。
　　——胡释之　凤凰《财知道》特约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中国改革的成本
　　成本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干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改革也不能例外。较理想的改革应是持续效益比较好的改革。改革效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革带来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是改革的成本。改革的成本越低，则改革的效益越好。降低改革成本是提高改革效益和质量、完善改革的基本途径。研究改革的成本是正确评价改革的基本内容。
　　中国三十年改革既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改革成本。这些改革成本既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成本”，也有可以避免的“或然成本”；既有改革推进本身的实施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也有因改革不完善带来的连带成本。
　　樊纲将改革成本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实施成本是指因改革导致重新签约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损失；摩擦成本是指因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反对和抵触改革所引起的经济损失1。刘世锦将改革成本分为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其中协约成本和摩擦成本与樊纲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大致对应。所谓适应成本是指新协约签订后（新体制确定后）包括协约签订者和接受者（或新体制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内的人们为了适应新协约（新体制）而受到的损失和付出的努力2。这些研究都很有启发性。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改革的效果和得失，我将改革成本的外延适当扩大。除了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改革的必要成本外，还将改革失误成本，因改革没有选择最佳策略、途径和方式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等或然成本和连带成本也包括在内。由于协约成本、适应成本和摩擦成本三大必要改革成本难以避免，故下面不做重点分析，而只重点分析后一类成本。当然这些成本很难进行精确的测算，我们只进行粗略的分析。
　　改革失误成本和机会成本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连，这是我们有可能避免的。分析它们对今后深化和完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改革的成本至少包括：
　　资源浪费成本。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和人均资源少的国家，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是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但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对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资源产权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仍然严重滞后，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机制和体制。如严重短缺的水资源、石油资源和电力资源等资源的产权就一直没有理顺，价格仍不能反映其稀缺状况。
　　环境破坏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保护环境和治理环境的机制和体制，以致造成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
　　贪污腐败成本。中国改革采取了“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策略，这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带来了贪污腐败较严重等问题。因为这些策略导致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为一些官员利用体制缺陷大肆“寻租”提供了方便。本来我们可以更早地对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更多的行动，但由于顾虑太多，以致一再拖延，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反贪污腐败的时机。
　　社会不公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策略，这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应随着条件的变化尽快调整到实现共同富裕和平等，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调整得太慢了，以致造成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过大，垄断特权和优惠倾斜政策过多过滥，公民权利欠缺等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公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创新滞后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大规模吸引外资、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采取了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源成本、低能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知识产权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为内容的“低成本战略”，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一战略的长期实施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分依赖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相对忽视了技术、知识和人才密集型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发展，忽视了自主品牌的建设，以致造成了较多的创新滞后成本。
　　解析改革的“中国之谜”
　　中国改革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展开，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而是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公民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令国际社会颇感意外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取得了比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要求进行的前苏联东欧改革更大的成就。这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o诺兰（Nolan，1993）称为改革的“中国之谜”。
　　客观说来，别说是西方社会，即便是我们自身，在改革之初也未曾料想到，经过短短三十年改革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成就以及国际地位。我们在改革之初和改革过程中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一再提前实现或被突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87年GDP达到9129亿元，提前三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到1995年GDP进一步增加到19 578亿元，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20%~40%之间为富裕，20%以下为最富裕。依此衡量，城镇居民在1995年，农村居民在2000年总体达到小康。同时必须承认，农村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目标实现相对滞后，如2000年全国普及义务教育、农户自来水比例达50%等目标就没有实现。
　　这究竟是为什么？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改革的“中国之谜”和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没有像西方有的人吹的那样邪乎，也不是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1860~1913年的美国、“二战”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象。稍有区别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没有面临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任务和巨大的人口包袱，同时也没有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这样的历史机遇。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之谜”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华盛顿共识”是有问题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借用了牛顿力学的分析思路，揭示了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其基本假设包括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即不考虑制度结构和制度变化）、信息完全和信息对称、技术进步没有障碍、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彻底分离（即分工已彻底完成）等。在这些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只能告诉我们一个理想图景和分析理想市场经济的方法论，但不能对任何现实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因为现实现象恰恰是处在其假设掉的各种前提条件中。所谓“华盛顿共识”正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形成的。因此，理论也好，共识也罢，根本就不适宜作为体制改革或体制转轨的指导，也不能作为“中国之谜”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
　　那么，中国三十年改革和高速发展又应如何做出解释呢？这就必须从比较经济体制或比较经济制度、过渡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新兴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探索形成新的解释理论。
　　我认为，中国在产权不完全清晰、价格不完全自由、公民不完全民主、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等一系列不太理想甚至扭曲的制度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改革和发展成就，这说明：改革和发展作为一种现实行动和现象，并不一定要在理想的环境下进行和出现，只要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就行。关键是要依靠多数人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满足多数人需要、引导多数人采取合理高效行为、提升多数人的人力资本、使多数人各得其所，不断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改革的动力，打开改革的局面。也就是说，我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由于整合了各大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精髓，形成了解释各种现象和提出各种对策的分析框架，因而可以较好地解释改革的“中国之谜”。
　　“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新解释
　　几年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的话题，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陈志武教授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之所以勤劳却不富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资本不足或制度成本太高；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在高制度成本或低制度资本下，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陈志武教授将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追溯到制度成本，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制度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机制来影响勤劳人致富的。而且将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归结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也有待讨论。我谨在陈教授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这一话题做些分析，主要想解释一下制度通过何种途径和机制影响了勤劳人致富，并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引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
　　我们先来从逻辑上分析一下勤劳与富有的关系。两个人力资本大致相同的人，在相同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约束条件下，一般说来较勤劳的那个人肯定更富有，即勤劳与富有是成正比的。如果出现较勤劳的那位反而不富有的情况，那一般是由如下三种原因（一部分或全部）造成的：一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不利的制度条件下，即拥有的制度资本少或制度成本多；二是较勤劳的那位处于较差的技术条件下；三是较勤劳的那位资本（包括资金、土地和装备等）较少。
　　比如，同一位劳工以同样的勤劳程度工作，在中国只能得到2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在美国则可以得到20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其原因是美国的制度资本多或制度成本少，美国的整体技术水平高（导致劳工工作的技术条件好），以及美国的人均资本多。这三方面因素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导致美国劳工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因而收入也高。当然，美国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中国高10倍，因为其物价和生活成本较中国高。
　　由此可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制度资本较少或制度成本较多；二是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国民工作的技术条件较差；三是中国国民的人均资本较少；四是中国国民的人均人力资本较少。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只是导致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追根溯源，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都可以追溯到制度。
　　还有一种更简明的分析思路是，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等人强调的“制度-分工-经济发展或财富创造”。在不考虑收入分配或假定收入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或国家之所以收入水平高或富有是因为其生产率水平高，而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专业化分工水平高是因为其市场交易制度发达。或者反过来说，市场交易制度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主要表现），交易成本降低提高了分工效率，分工效率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则收入水平提高。因此，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根源是市场交易制度不发达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前述技术水平低、人均资本少、人均人力资本少确实与专业化分工水平低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考虑收入分配制度，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人很富有，还有一部分人很贫穷。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勤劳和创造性劳动合理合法致富的，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不是通过勤劳致富的，还是很多人则很勤劳但不富有。其中的原因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部分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利用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合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巨额国有资产，或转移了他人财富。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不仅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还被处于强势或特权地位的人以种种名目卷走。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提高了制度资本或降低了制度成本。陈志武教授站在美国角度看中国，得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众多廉价劳动力勤奋工作，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我们站在中国角度看中国，则得出正是制度资本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大幅度提高，才导致中国人不再“出工不出力”，愿意勤奋工作以求致富。也就是说，不是勤奋工作去弥补制度资本不足，而是制度资本增加或制度成本降低才导致人们愿意勤奋工作。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确实必须通过制度的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长久地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低收入水平上的超负荷劳动。
　　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不均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为此，中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以期缓解和遏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180上升到2011年的0.55。国家统计局专家姚景源先生根据2003年数据测算认为，我国个别省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收入差距高达10.7倍。还有不同行业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
　　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事实，现在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要想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和对策，我们必须先找到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必须指出，收入差距中既有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也有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部分。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由个人素质、劳动态度和地理区位等形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制度等造成。这里只分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因是权利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农民没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权利，如平等的纳税权利（表现为平等的征税起点和标准）、平等的非税负担权利、平等的公共服务享有权利、平等的迁徙和劳动就业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平等的福利保障权利、平等的国有资产分配权利、平等的义务劳动权利等。
　　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垄断程度、国家保护程度、政策优惠程度等的差异。如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铁路等行业的收入较高，是因为这些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垄断收益。
　　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我们对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和政策。特区、实验区、保税区、开发区等地区往往享有比一般地区多得多的政策优惠。城镇等级管理体制也造成了不同级别城镇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城镇或农村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是因为不同的群体享有不同的权利。有的群体拥有特权，同样的要素付出可以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收益，甚至还有没有付出也能获得回报的情况。
　　既然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因是权利差距，因此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必须主要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否则，仅从收入调节入手，要想缓解和遏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难以真正成功的。
　　缩小权利差距涉及政治体制、城乡分割体制、特区管理体制、行业垄断体制等诸多深层次的改革，是一项较为艰巨的系统工程。虽然难度较大，但决不可知难而退。近期可重点推进如下几项改革：一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众权利，限制特权，打击腐败；二是继续推进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三是改革部分已不合时宜的特区政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即使要实行一些特区政策，也要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四是尽快打破行业垄断，除了个别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外，其余行业一律推向市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要加大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物业税等收入调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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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 篇 激荡改革三十年
第一章 中国改革的新总结：得失相间
一、中国改革的起因
二、激荡改革三十年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
五、中国改革的成本
六、中国渐进改革的得与失
七、中国改革使全球受益
八、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经验
第二章 中国改革的新启示：相机改革
一、中国改革的八大启示
二、改革是区域发展的奥秘
三、中国高速发展归因于三十年持续制度改革
四、改革是富强的唯一“通行证”
五、改革是“第一生产力”
六、解放思想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七、中国的“相机改革”
第三章 中国改革的新评说：拨云见日
一、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评说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论解释
三、解析改革的“中国之谜”
四、关系“国计民生”不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
五、正视产权改革的局限性
六、正确看待“市场化改革”
七、“市场化改革”为什么遭质疑
八、不宜全盘否定“教育产业化”
九、科学评价“医疗市场化”改革思路
十、“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新解释
十一、经济学家的改革思想为何挨骂
十二、“穷人经济学”是最高深的改革经济学
中 篇 改革涉入深水区
第四章 中国改革的新形势：涉入深水
一、中国的未来系于改革
二、中国改革处于三岔路口
三、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
四、“扭曲体制”已成改革的难点
五、中国改革之路还很长
六、创新改革思路应对新的形势
七、科学发展离不开改革
八、新一轮改革更加需要魄力
第五章 中国改革的新误区：警惕歧途
一、警惕“改革疲劳症”
二、警惕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
三、警惕“不公平市场化”改革
四、警惕“权贵市场经济”
五、警惕滑向“坏的市场经济”
六、警惕“过渡性改革经验”路径依赖
七、应对危机难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下 篇 人本改革新思维
第六章 中国改革的新思路：人本改革
一、必须走出一条新的改革之路
二、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三、改革呼唤新理论--人本改革理论
四、迈向“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五、改出一个“人本市场经济”
六、“人本改革”是最好的改革
七、实施“人本改革”新策略
八、树立“科学改革观”势在必行
九、树立“科学开放观”
十、转变“改革推进方式”任重道远
第七章 中国改革的新任务：全面改革//
一、以改革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是较优的选择
二、以改革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挑战
三、推进全面改革的主体内容
四、维护产权改革的公正性
五、推进“公正市场化”改革
六、并非所有的市场经济都能顺利实现现代化
七、将建设“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新方向
八、争取“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好的改革前景
九、全面推进中国四大转型
十、通过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
十一、如何通过改革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羁绊
第八章 中国改革的新举措：科学改革//
一、推进“第三次思想解放”
二、尽快建立“改革保障体系”
三、发挥政府在改革中的正面作用
四、发挥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
五、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
六、“教育产业化”向何处去
七、以市场化阻击能源短缺
八、出租车行业必须打破垄断
九、竞争性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十、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于解决“权利荒”
十一、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缩小权利差距入手
十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城乡统一制度
十三、中国迈向未来的九大对策
附录
对话一：中国经济新思维
对话二：黑与绿的博弈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