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伪奏稿的传播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点对点的传播，从一个点复制而出传向其他的点。一个人占据一个节点，可以从其他多个节点复制信息，又可传向一个或多个节点。问题是，这些构成奏稿传播网络的节点有何特征？
大体上，这些节点的构成不超过以下身份：书办、长随、幕友等不在朝廷正式编制之内的下层官吏，守备、把总、千总、提塘等中下层武官，读书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意人，特别是江西生意人。
当然，之所以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构成这些传播节点，是有原因的。那些低级文官和中下层军官，并不在奏章和奏折的流通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能够接触大量的公文，他们成为朝廷政治信息流向社会的管道。那些中下层军官，接近帝国信息传播的渠道，因为在行政制度中，文官产生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政治信息，兵部控制的驿站负责传递这些公文。②在驿站、塘站供职的基层武官送往迎来着大量的政府公文。与此同时，书办、长随、幕僚等基层文书佐吏们则协助着官员处理大量的文书。长随是官员的私人家仆，书办则是衙门的雇员。由于衙门之间的沟通主要依赖公文，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复杂的政府规章以及先例，官员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书吏，才能在地方事务中少出差错。于是，“不断变更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事故的当地书吏”。③他们没有正式的官僚编制，书吏们收入菲薄甚至没有收入，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其在文书传递与处理中的地位以及所掌握的资源而获得。因此，他们非官非民，又系民系官，在社会关系中，又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武官、其他基层文书胥吏、市场中的商贩们相联系，这使他们成为城市与集镇中信息交换的网络节点。
所以，这篇文章虽然称孙嘉淦奏稿的传播是一个民间的信息传播现象，但是并不意味其是真正民间的，或者说是包含整个民间社会的。以商贩为界，伪奏稿向社会其他阶层扩散的动力是有限的；而它又超出了奏稿所代表的官文书所规定的传播范围，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有限的民间信息传播网络。
但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均质的网络。在不同的经济区域，总是形成一个又一个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传播圈子中的人总有着相似的身份，总是商贩使得奏稿在不同传播圈子和不同经济区域实现传递。书办等行政胥吏总是更倾向于向其他基层行政胥吏来传播，而基层武官也更会与其他基层武官发生关系，商铺之间的传播也是最为常见。因此，这些传播节点的连接，在首先的层面上，是以人们既有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
在官吏聚居的城市与集镇，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伪奏稿传播小圈子，不是向当地周边其他阶层扩散，而是向远方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其他集镇和城市）扩散。官员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发现：“此案情节穷乡僻壤实未周知，其附近城镇地方大率皆有传闻。”①江西按察使阿桂说：“如南昌省会五方杂处，饶州之景德镇为各处贩卖瓷器聚集之所，新建之吴城镇为各省米贩丛杂之地，其他广信之河口镇以及告赣等郡皆楚粤闽浙商贩往来之处，从前别省伪稿多有由此等处携去看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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