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六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
日记共有四十六则,收录了她*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从社会、艺术到当今中日两国世间百态,都有其独特又不失严肃的描摹与思考。
同时,这也是一本病历,记录了一个人要活成本来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本书邀请日本纪录片导演伊藤王树一路旅拍,镜头下是东京的日常以及“在别处”。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
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
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
“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
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经吃不下了,她还在一直点。
“真是很贵的料理啊。”结完账,她又说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贵的牛肉是比离婚更严重的事故。
回住处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坐地铁。
因为喝了点酒,更加开心。因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变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学不用家长接就能回家。人踩着落叶回宿舍,觉得能够这样度过一辈子。
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
序
2015.12.16
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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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是一个特例的人,只有榜样性,没有普及性。才情、思维、读书与写作,尤其在同代人中的独立性与包容性,时尚性与利他性,都不能和她的同代作家相论与比较。你无法理解她对底层、民间、民族、国家那种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关注与忧虑,你也无法理解她对时尚、潮流的领新与领悟,乃至于对两性、家庭、婚姻和仇怨,她都有自己独有的见解和坦荡。如果说有人生来是为了让人嫉妒的,那也就是她了吧。对许多人来说,和她相处是一场灾难,因为她让你知道你的短处与缺陷;让你知道,时间与时代,早就与你无关不在了。
——作家阎连科
《东京一年》讲述了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天才和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如何面对、打磨平生*个也是*出名的作品:她自己。《东京一年》中出场的蒋方舟,和作为叙事者的蒋方舟分属两者。她既是看东京、看在东京的自己,更是在东京看中国的人和事。回到北京的,是刚开始真正人生的青年作家蒋方舟——“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自由撰稿人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