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根据我201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给外系（主要是法律系）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经典的解读和阐发，以及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除了把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顺便带出来，以及偶尔有几篇纯哲学的文章发表以外，很少有机会直接展开我自己的哲学。完成于1987年、出版于1995年的《灵之舞》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那时我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以一种体系化的方式进行一番哲学的清理，但主观色彩比较浓。由于长期做一种“注经”和比较的工作，有年轻朋友经常问我，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哲学“正式”建立起来？我的回答是，起码要六十岁以后，要看的书太多了，还有一些必看的经典尚未掌握。然而，现在我满六十岁又有好几年了，还在经典解读的“围城”中艰难地突围。其中，康德“三大批判”的“句读”花了十年，接下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句读也已经快五年了，该课的课堂讲授虽然已经结束，但整理的事还得再努一把力才能完成。看来我的哲学计划要真正着手，可能要推迟到七十岁以后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有不甘但又无能为力的状况下，我接受了系里安排的本科教学任务“哲学导论”课。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无法在六十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能够把这个哲学体系的导论部分完成，也算没有食言了。所以，虽然是一门本科生的课，我也感到绝不轻松，而且是把它当作创建我自己哲学的一桩重要的工作来做的。当然我还是尽量讲得通俗易懂，我认为，如果一门“哲学导论”课连大学本科生都听不懂，这样一种哲学是失败的。我将来要建立的哲学也肯定不会像西方那些古典哲学大师们那样在思辨的云端盘旋而不肯下降到人间来，但也绝不是现时流行的那种“心灵鸡汤”，而应当是朴素又深入的一种个性化的哲学思考。
当然，通过这次讲课，我也勉强建立起了一种类似于“体系”的建构，而且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基本上是按照辩证法的三段式一步步展开的。但我知道自己的准备仍然是不足的，原先计划要看的一些重要的书还是没有来得及看，而且恐怕以后也很难找得出时间来看了。但我也知道，把一切都准备好才动手干活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思维的创造总是在不经意间，甚至在仓促之间就必须走上自己的征途。据说，法国启蒙思想家、散文大师蒙田一次在郊外和朋友一起散步，突然间掉头就往家里跑，朋友以为出了什么事，跟在后面猛追。等追到家，看到蒙田正在伏案奋笔疾书。后来朋友问起他为什么这么慌张，他说，我如果不及时写下来，恐怕这个念头就会被忘掉了。这种体会，我相信每个写作的人都会有，是很真实的。我自己也经常会为某个一闪而过的灵感惋惜，通常是在半夜醒来想到，决心早上起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可是等到早上起来，脑子里面已经空空如也，再也想不起昨天的话题了。有些人因此喜欢在床头柜上准备好纸和笔，和蒙田的做法是一个道理，但我始终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我更相信的是那些长期以来深思熟虑、驾轻就熟的思路，宁可不断地对它加以锤炼，而不情愿在脑子里装满一大堆偶然冒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多了，恐怕会妨碍思维逻辑的轻灵通透。但毕竟自己想到的有意思的念头没有留下来还是可惜的，在这方面，我发现课堂实录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首先，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敲准备好讲稿，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往往又会脱稿发挥，有些想法是埋头写作时绝对想不到的，如果没有录音，靠回忆也是想不起来的。事后再根据录音进行加工和补充，还会有些灵感迸发出来，常常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次课堂实录，我实际上是写一部分就拿一部分去课堂上讲。每周两次课，讲稿是陆陆续续写成的，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最后完成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预先经过精心策划的体系一样。当然总体构思是早已有了的，其中有的章节几乎就是我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改写。但也有一些观点是临场发挥而定型的，这些观点往往是本书的看点。
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我以为就在于把全部哲学都建立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种新观点上，这个观点我已经在好几篇文章中表达过［1］，这就是：人的本质定义以及人和猿的区别应当修订为“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本书对“携带工具”这一现象的哲学意义展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论证，尤其是它与形成语言和自我意识结构的密切关系，这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运用这一观点，我解释了一系列人类现象，如人为什么能够用火？“野人”是不是人？婴儿生出来为什么要大声哭叫？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区别？由此进入人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构成，以及人的自由的起源和发展。但所有这些，我仍然认为都还属于哲学的“起步”，当然已经是哲学了，但还没有进到纯粹哲学，而是为纯粹哲学做铺垫、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我自己事先未曾料到，本书会终结于“自由与逻辑”，即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这居然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做法如出一辙。康德“三大批判”每一批判的最后部分都是“方法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以方法论结束。为什么会这样？是巧合吗？我还没有想清楚，但至少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就是与我将要建立的“自否定哲学”有一个很自然的衔接。所谓“自否定”，首先肯定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概念，但逻辑问题是现实问题的最高抽象，它是打开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根本的钥匙，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切入一切现实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哲学体系来说，方法总是在先的，只是有的哲学不承认这一点而已。我将要建立的哲学，就是要在本源的方法后面揭示出现实的内涵，使它成为我们能动地对待现实问题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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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论历史的本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什么是自由？》，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从哲学看宏观历史问题》，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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