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开诚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心理学、书法及戏剧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华传统文化、文艺心理学、古文献学和书法艺术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本书以“传统文化和古为今用”“古代诗歌”“书法艺术”“文艺心理学”“成才与成功”“阅历与读书”为标题,呈现了作者在不同领域的成就及治学的心得体会。
文艺创作中的想象,往往被视为浪漫主义作品的一大特色,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例如屈原、李白的诗歌就充满了新奇的形象、绚烂的色彩,突出显示了想象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想象并不只存在于浪漫主义的创作之中,现实主义的创作同样也要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想象是在头脑中改造记忆中的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或者说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至于具体的创造方法,则主要是对保存在记忆中的表象进行分解和综合——分解出最有用的细节,又综合而成新的形象。考察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可以发现,想象乃是创造新形象的最主要而基本的心理过程。任何文艺创作既然都需要创造新的形象,也就都离不开想象。浪漫主义想象和现实主义想象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往往创造出超现实的新形象,而后者则主要创造符合生活本身形式的新形象。但不论哪种新形象的创造,都是想象的结果,这却是需要明确的。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诗作中,一切新形象的创造就都是想象的结果。现在试围绕一个例证来做点“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以期引起读者对现实主义想象问题的注意和兴趣。这个例证就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其想象特点之所以不大为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又完全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和想象性,本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艺术形象的性质,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互不相容的关系;那为什么有了真实性,想象的特点就被人忽视了呢?这是因为“想象”的含义虽然由心理学做了科学的解释,但它作为一个词,在实际语言的使用中,却还有一种习惯的、约定俗成的理解。例如两个人对话,一方为了指出另一方所说的不是事实,便说“你这完全是出于想象”,这“想象”便成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出于臆造的意思。这种理解相当普遍,而且也不能说它是错的,因为语言的运用需要尊重约定俗成。由于大多数人是根据“想象”的习惯用法来理解它的含义的,因此当他们看到浪漫主义创作中那些超现实的、不合生活本身形式的想象,便认为作者很富有想象力;而现实主义的想象,则因其高度的真实性,就被人误以为是写实而不是想象了。至于面对规划得整整齐齐的农田,住进了结构非常合理的套间,那就更不容易觉察在其创造中也曾有想象发挥了作用。文艺心理学是根据想象的科学含义来分析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想象,同时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对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来说都有巨大的意义。
那么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究竟算不算创造了新的形象呢?分析人的实际心理活动,所谓新形象的创造存在着个人意义的创新和社会意义的创新的区别。个人意义的创新是指这个人头脑中出现的某个表象并未在他的生活经验中直接感知或间接形成过,所以对他本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想象表象”;但是这个表象无论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不能使其他人得到新的感受和理解,产生新的客观作用。至于社会意义的创新,那就必须既是个人的“创造想象”的成果,又给其他人以新的感受和理解,具有新的社会意义和作用。文艺创作所创造的新形象当然必须属于后一种想象成果。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就使人突出感到它是“写人所共见共历之事,而言人所不能言”;而所谓“言人所不能言”,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语言技巧的问题。别人之所以“不能言”,首先是因为他大脑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新的形象、新的画面。他所“见过”“历过”的,其实只是构成这种新形象、新画面的各个有关细节,例如朱、门、酒、肉、臭、路、冻、死、骨等,这些细节都作为表象而分散在对复杂生活经验的记忆中,因此看到这两句杜诗便感到熟悉。但他又确实未曾运用自己的记忆表象来构想杜诗所表现的那种形象;他只是根据杜诗所规定的“再造前提”来进行“再造想象”,才感受到了杜甫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所以在语言艺术中,不论写的东西使人看来多么熟悉,但凡在形象刻画上能够“言人所不能言”的,便是通过想象而创造的有社会意义的新形象。当然所谓“社会意义”还要具体分析,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在社会上将起什么作用?在艺术上又有什么质量?这样才能评定“新形象”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只要“言人所不能言”便值得肯定。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揭露唐代社会的贫富贵贱的对立上,显然有极大的鲜明性、尖锐性和典型性,能使读者加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作者在诗的形象中倾注了对封建贵族腐朽生活的厌恶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也会使读者随着形象的感受而产生情感的共鸣。所以这两句诗所创造的新形象无疑具有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应给以历史的肯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意象上彼此联系的两句诗,用来构成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光从这种联系上,也可以看出它们是想象的结果。因为从作者的认识过程来说,他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感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在记忆中留下相应的表象;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是富贵人家的“朱门”之外正好横着冻死者的尸体,等待诗人去做反映或写照。作者只是在创作构思中运用了回忆和联想,才使他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所获得的种种有关表象联系起来。回忆和联想是想象的基础或前提,只有通过回忆、联想搜索到了种种有关的表象,然后才谈得上在“内部言语”的密切配合下,对它们进行淘选、提炼、分解和综合。当然在实际的心理活动中,回忆、联想、“内部言语”的运用以及想象的进行乃是紧密交织的复杂心理过程,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出明确的次序来。但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可以看出回忆、联想在想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联想可能是由对当前事物的感知而回忆起与之关联的其他事物,也可能是想起一种事物又连着想起其他有关事物。就杜甫此诗的创作情况来看,他是在回家之后回想旅途所见而写下“朱门”二句的,而且其中还可能概括了他更早的生活经验,因此显然是属于后一种联想,即完全是出现于回忆中的联想。再从联想的性质来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强烈对比的形象,所以这是一种“对比联想”;同时这两句也包含着贫富之间的内在的因果联系,杜甫对这种因果联系是有深刻认识的(详下文),因此这两句所写的形象又是出于“关系联想”。
回忆、联想无疑要在创作中起很大作用,但它们都只是原有表象的复现,打个比喻来说,主要是起“备料”的作用;想象才是对“原料”进行加工,以完成新形象的创造。杜甫通过“对比联想”和“关系联想”,忆起了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关的种种经验与表象,而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它们加工组合成一幅尖锐表现贫富贵贱对立的画面。这一画面也并非将有关表象随便组合一下就可以形成,而是要对表象进行细致的选择、提炼、分解和综合,才能完成新形象的创造;这种选择、提炼、分解和综合,便是文艺创作中的“创造想象”的各个环节。为了说明“朱门”二句在表象分解和综合上的细致精密,下面拟将它们分开来加以剖析。
上句“朱门”是写富贵人家的大门,这固然只是表象的复呈,完全符合生活中实际事物的形象;但作者在有关富贵人家的大量生活印象中特意把“朱门”提出来作为构成新形象的细节,这种选择和分解却正是想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门”在封建时代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所以贵族称为“高门”,平民则是“寒门”;把各个家族分为三六九等也叫作“门第观念”。又“朱”是暖色,写富贵人家而突出“朱门”,就给人以煊赫红火的感觉,与下句那条冻得死人的“路”恰成鲜明的对比。再若对作者的创作心理做一点猜测,那么红色又是血色,“朱门”就无异于“屠门”,足以引发读者对富人剥削穷人的残酷性的联想。后来清代洪昇在传奇《长生殿》中揭露同一对象(天宝末年的封建贵族)时说,“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这种想象也可能受到杜诗“朱门”的启发,而两相比照,就使“朱门”的较为潜在的意义明朗化了(由于作者很少剖露他的创作心理活动,所以文艺心理学有时要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凡是这种分析都只供参考)。“酒肉”本来是香的,作者却把它和“臭”这一嗅觉表象综合在一起,从而形象地表现了封建贵族豪奢生活的腐朽性质,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憎恶之情。
下句“路有冻死骨”当然也是想象的成果。在严寒季节,“冻死”的人是不会腐为白骨的,然而作者却把“路”“冻死”“骨”等表象综合起来了,从而突出表现了穷苦之人在数九寒天无家可归,饥饿已使他们瘦成一把骨头,又复冻死在道路之间的极其悲惨的情景。写穷人饥寒而说“路有冻死骨”,与写哭泣而说“眼枯即见骨”、写暴敛而说“已诉征求贫到骨”,同样是准确而深刻的想象,这些新形象都因为综合了“骨”这个表象而特别使人感到触目惊心。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通过想象写出来的名句,这一点没有疑义。但也要说明想象并不是一种悬空的、孤立的心理活动,不能认为一个作者只要依靠想象就能创造奇迹。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想象必然受到人的社会实践以及对客观现实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又因为人的大脑是一个整体,它的各种机能以及各种形式的意识活动都是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的,所以想象也和其他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继续解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只“麻雀”,也有助于看清楚这种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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