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道互补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重点是在调节人际的关系或者调整自我的心态。如果说“五四”浪漫派小说中留有一点儒家伦理观的烙印，那么到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浪漫主义小说则更多地表现出道家的色彩。鲁迅1936年5月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把废名归人“无党派浪漫主义”，沈从文自称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他们虽有一些写实之作，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充满田园情调的写意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他们表现“梦”，借朴素优美的故事来发泄作为一个乡下人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诗一样的氛围里，有道家的从容与闲适；优美、和谐的生命形态中包含着知白守黑、回归自然、珍重生命的道家智慧。这表明30年代的田园浪漫主义小说不是循着“五四”反传统的方向离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富有活力的成分，使创作的风格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联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先是儒道互补，后又从印度引进佛教文化，开始了儒、道、释三者互动的新阶段。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生发出了中国特有的、影响深远的名士风流。朱自清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大概可用‘儒雅风流’一语来代表……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的‘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严格地说，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古代名士风流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但古代名士的怪诞举止和佯狂言论，因其所包含的不满现实、反抗社会的倾向与“五四”时代精神存在相通之处而又极容易引起现代浪漫主义者的共鸣，进而加以仿效。在这些人中，郭沫若的佯狂使酒、佻达自恣的作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竹林七贤”。郁达夫则自称为骸骨迷恋者：“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之列，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或者再迟一点，于风和日朗的春天，长街上跟在陶潜的后头，看看他那副讨饭的样子，也是非常有趣。”一副十足的颓废派的模样。创造社作家这种恃才傲物、蔑视权贵、夸饰悲苦、率真任性的作风，表明他们与古代名士的放浪形骸有着精神上的联系，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放浪形骸、佻达恣意的名士风流中灌注了现代人的个性意识和反抗精神，从而使他们为现代的民主自由权利所作的斗争带有古代名士的遗风——一种现代化的名士作风。
中国到魏晋时期，由于佛教文化的进一步传播，老庄艺术精神发展为玄佛艺术精神，产生了一批空灵、静穆的山水诗，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山水诗的创作高潮。这些山水诗对大自然静美的独特发现以及由此加强了的文人偏于宁静恬淡的审美趣味，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也产生了潜在然而是重大的影响。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对自然景物怀有中国式的独特情趣。众所周知，“回归自然”是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口号，但在西方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者笔下，大自然常常偏于壮美，折射出作者强烈的内心冲突。然而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眼中的大自然一般都是优美的——宁静恬淡的自然成了他们抚平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废名、沈从文笔下的山水景物固然一派和谐安详的田园风光，是他们心目中道德和美的极致之象征，自不必多说；郁达夫、郭沫若小说中的自然景象也都是“清、真、细”的。尤其是郁达夫，无论是《薄奠》里北京平则门外的晴空远山，还是《小春天气》中陶然亭边的芦荡残照，都浸透了作者的淡淡忧伤，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些写景文字所展示的，一般不是仅具有客观意义的自然背景或孤立存在的景物，而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投射和他们偏于飘逸的审美趣味的自然流露。喜欢把大自然写成淡的、静的，甚至是空灵的，这种风格当然又是由于受到了中国古典山水诗里面的传统趣味的浸润。
其实岂止是审美趣味，就是对于自然美的感受方式，现代浪漫主义者也受到了古代山水诗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来探索人生的意义，规范审美的态度。后来佛教传入中国，进一步发展了一套直觉、禅悟之类的审美范畴，直接促成了魏晋山水诗的兴起。这种审美方式跟西方的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审美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就是从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角度来发现自然的内在之美，而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冲突中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这使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自然之美成了人的内心生活的生动图景，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出情感的投影，而且可以把握住人与自然交流的过程。这种审美态度显然直接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者所继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废名。废名的创作不注重客观的真，而是空诸一切，让想象与“自心”一致，成全圆融和谐、毫无挂碍的心境，浑然不觉现实的分寸感，从而使创作带有解除心中抑郁的自娱的倾向。他的写景文字空灵跳脱，充满机趣，富有暗示性，是高远简直、清静洒落的禅风情调的体现。他常常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景象实现在一刹那的禅悟里，同样表明他深受禅佛艺术精神的影响。即使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五四”浪漫主义者，当他们从大自然寻找精神寄托的时候，也大多是把大自然当作心灵交流的对象，从情景的相互激荡中展现自然之美的。如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的一些小说，虽然充满了孤苦颓伤的情绪，但一旦写到大自然的景物，笔下就焕然一新。他们不是在客观如实地描摹景色，而是打通主客观的界限，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中发掘对象所激起的主观感受，因而这时大自然所呈现的图景，是流动的、变幻的，一如主体的情绪的变化；一草一木都具有人的灵性，而且都归趋于澄清透明、安详宁静的美的情调。这种写景的风格，包括审美趣味和审美方式，很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当然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概括。比如相似的“悲秋”主题，共通的感伤情调，庄子式的自由超迈的想象，屈原式的浪漫激情等等，都不难从古代和现代作家身上找到对应的例证，并且可以指出它们彼此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其实，只要一个民族本身不消亡，它的文化延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这种延续采取了何种方式。文化学家林毓生认为：“思想必须有丰富的根据，价值观念不能整体的创造，我们只能根据另外一些价值批判某一个价值，所以价值的系统是一个演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唯理或先验的系统。”这意思是说价值观的演变是连续性的，即使是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人们也只能用其中的一些价值来批判另一些价值，因而批判的过程既是新生的过程，同时又是延续的过程。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文化真空中进行文化批判。人的思想和想象必须有所依凭，不能在空无一物的纯形式中进行，而你所依凭的东西又只能从既存的文化（传统）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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