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寝兵平议此篇为前岁之作，《天籁》征文姑以塞责而已，思勉自识。
中国固右文之国也。数千年来，学土之论议，庙堂所设施者，皆主以文德服人，不尚兵力。自五口通商以来，兵出屡北，外人之侵削我者，且日益深入。于是国人之议论，幡然一变。谓居今之世，非尚武无以自存。于是有清末之张皇练兵。夫居今之世，而欲与人战，非徒有兵而已也。而当时一切作战之具，皆阙焉不备。又其时所谓练兵者，上焉者则欲藉是揽权势，饱囊橐；下焉者则苟图衣食而已；本无哀矜恻怛、救民卫国之诚；故其兵卒不可用，然亦既聚若干人而授之以利器矣。有所壅必有所泄，遂成今日军人跋扈之局。我国民身受其害，创巨痛深；又目击夫欧洲大战，杀人之多，靡财之巨，为豆古所未闻也。于是舆论又翻然一变，而非攻寝兵之说大盛。夫所贵乎深识之士者，为其能速览古今而不为一时之事所眩惑也。昔之张脉债兴，谓非杀人无以自存者固非；今之颓然自放，几欲举兵而尽去之者，又宁遽是邪？然今之人好为究极之论，徒语今日兵未可去，未足以服其心也。顷读《东方杂志》威尔逊、濮兰德辩论之辞二十卷二十四号，于兵之果可去否，颇为探原之论。感念吾国先民所言，深切着明，有什伯于此者。不揣梼昧，粗理其绪，与留心时事及好谈国故者一商榷焉。
吾国学术，备于先秦。先秦诸子中，阴阳家颇杂迷信之谈，不周人事，姑措勿论；道家、名家皆徒言空理，不及实事；兵家、纵横家仅效一节之用；其综揽全局，且治制素具，可举而措之者，惟儒、墨、法三家耳。法家醉心富强，欲一其民于农战，以求胜敌，实与兵家言相表裹。至于兵之“当用与否”，“能去与否”，未尝及也。其及此者，厥惟儒、墨二家。墨家非攻而重守御，其书具存，其旨易考。儒家于兵，颇乏彻底之论。且儒家最重仁，又尚德化；而《论语》记子所慎齐、战、疾；《郊特牲》又记孔子之言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旧说以此为孔子引成语，而下文“盖得其道矣”为孔子之词，似经六经大义，亟称尧舜禅让，又推崇汤武革命；似并不免矛盾之谈，谓其足与墨家旗鼓相当，已足启人疑实；况崇儒而黜墨乎？然吾谓墨家之学，本出于儒。特以救时之急，别树一帜。故其所谓非攻寝兵者，不过聊以澹当时干戈之祸，为愚俗人言之。至于探本穷原，论兵之当用与否，能去与否，则墨家初无其义，其说反在儒家，而墨子亦不之背也。此说大与时流异，亦为昔人所未道，不得不晷论之。
墨家宗旨，曰尚贤，曰尚同，曰兼爱，曰天志，曰非攻，曰节用，曰节葬，曰明鬼，曰非乐，曰非命，而以其所谓贵义者行之。今其书除各本篇外，《法仪》则论天志，《公输》则论菲攻，《七患》、《辞过》则论节用，《三辩》则论非乐；《耕柱》、《鲁问》二篇，杂记墨子言行，其旨亦不外此。《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为名家言，墨家所以持论。《备城门》以下诸篇，则兵家言，墨家守御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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