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是一个月前在昆明时，若维送的，《日瓦戈医生》。那时我在翠湖边一住下，忽然就想看这本书，我问若维有没有，若维说有的，但打包了，可以去买一本。现在这本书的外壳包了一个牛皮纸封皮，是一个拆开的纸袋。那纸袋原来是装食品的。八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刻，我从沈家门乘上大巴回杭州，车轮滚动后，柔声细语的女服务员挨座发给每人一袋。封袋口的是粘得牢、又不会撕破、又不会黏手的胶，轻轻揭开，里面有三百五十毫升矿泉水、蛋黄派、小餐包、山楂糕、巧克力夹心脆饼等，都是大城市小白领看得上的货色。纸袋封面上有“杭舟快线”四字，下面一幅图，左西湖右桃花岛，连线上画一辆大巴，漫画的夸张比例，似乎车轮滚上三五圈就到了。车是一辆购置后首次运行的最新款“欧洲之星”，车头上贴着“德国尼奥普兰”和Neoplan金属字，底层大空间行李舱使客舱处于高位，舱内座椅和设施仿航空舱，全景大玻璃。簇新豪华大巴迎着夕阳行驶，整个跨海大桥像涂了一层金粉。一切就像在影院的楼厅看3D风光片。以上写的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特产——优质服务。路优桥优车优服务员优零食优纸袋优五讲四美优，优得让人舒舒服服。我刚刚从大理老家回到浙江，脑子里正盘旋着蓝天白云、火把节、小关邑的洱海朝霞、神秘山村单大人、洱源和剑川的广袤壮丽的山区……西部山区的无边野趣和东南沿海的优质服务，两种时空交杂在一起，我就在这种奇异的时空感觉中，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东极岛之旅。五天之前，也就是八月十五日。我从云南飞到宁波。一下飞机就听说杭州正处于持续高温期。一直呆在杭州也就罢了，可刚从二十几度的地方来，怎生消受三十九、四十度？我决定，找个海边小屋，写写云南。殊不知，海边小屋太好了，乐而忘写，在海岛上逛了五天。不仅关于云南的写作计划积压，还增加了必须写写海岛的任务。东极岛，所谓“中国海洋最东端的居人岛屿”，既然到了这里。我给自己的任务是，要深入体会一下真正的中国海岛和中国渔村，去静静地呆一呆，即使岛上有“海钓”、“游泳”、“渔家乐”等商业项目也绝不靠近，绝对不用俗气打扰遗世独立的海岛！我星期天到的沈家门，准备星期五返杭州，正好避开了双休日。就这样乘船东去，上了岛，就这样在岛上静坐。每天早上，一天一班往来于沈家门和东极岛主岛庙子湖的轮船停在码头上等人上下，有些人还要换乘较小的轮船到青浜岛或东福山岛，等人的时候，轮船上的高音喇叭在放磁带，只有一首歌反复播放。“编，编，编花篮……摘，摘，摘牡丹……”单调的歌声如童稚之音一样越听越可爱，和海风、阳光一起笼罩着整个小岛。至今我耳朵里还不时缭绕着那个声音。岛上也有高音喇叭，傍晚的时候，海风和海浪声不时把电台“新闻联播”打断。寂寞而固执的“歌声”和“新闻联播”，象征着岛上孤寂的世外生活。岛上有很多长石条。每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出。一条条石头上就坐满了一排排人，男女老少都有，坐着看海浪。等太阳照过来了，照到一个座位，这个座位上的人就起身移到其他阴凉地方，照到一个走开一个，直到整个石条晒在烈日中。傍晚太阳落山时，石条阴掉一个座位，就有一个人坐上去，阴掉一个坐上一个，直到整个石条坐满一排人，一起看晚潮。八月十八那天，早上到中午只有小浪，甚至可以说风平浪静，下午风浪渐大，到了晚上打在礁石和堤岸上的浪花掀起来有两三个人高，整条岸礁上此起彼伏，一浪又一浪，打湿了道路，整夜都听见远远近近的轰鸣。渔民们说，风浪有七点几级。岛上住着几拨游客。由于不是双休日，人不多。渔民们在堤岸上、礁石边摆开排档。海鲜用绳子吊着网兜养在海里。游客点了菜，渔民就把绳子提上来。人们就在一堵堵卷起来的浪花边吃海鲜。策划专家张兄听了这个情景，愉快地说：“这是绝对现场！”是啊，美好生活是一种现场感。吃燕窝、熊掌不算美好，吃熊掌，最好是跟座山雕是哥们，他派小喽哕去打了熊来，在林海雪原里架起篝火炖，就着熊胆酒吃；吃燕窝，最好是在云南建水的燕子洞边，把刚取下来的燕窝用土罐煨汤。那些渔民不像农民。农民一般对城里人还是很客气的，会主动打招呼或搭讪，做了小生意之后，会加倍热情。这些渔民不热情。他们生意也是做的，但对游客不大搭理，从不套近乎，绝对没有媚态，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和敌意。尽管很多人已经不打渔了，但可能是基因的作用，渔民性格还是很赫然。我以前说过，农民是天地秩序的发现者和享用者，春华秋实，一切都是周期性的必然，养育得中国农民谦和中庸。渔民则是大自然不确定性的见证者，一出海就不知生死。周山说，他小时候，每天傍晚，岛上的妇女和老幼，就站在岸边看桅杆，桅杆渐渐近了就辨认是哪家的船，每回来一艘，这艘船的家人就放下心来。几乎是狂喜，但不敢流露，因为别家的还没有回来，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回来的人，跟家人一起回家，偷偷享受又一次生还的恩荣与趣味，还在岸边的人，越来越焦急，这时整个岛上的狗都不敢撒欢，伏在地上耷拉着头，哪只狗敢在这时叫，一定被打死；有时，已经在家里喝酒的平安归来者，会忽然听见岸边传来哭天抢地声……渔民一出海就是长时间，很想女人，由此知道岸上的女人也同样很想男人，他们非常怕戴绿帽子，很喜欢吃壮阳食品，要是戴了绿帽子，绝对没有什么唧唧歪歪，立即就闹人命。还是周山说，他们村有一个人，出海回来一回家就看见老婆跟别人那个，抓起斧子就要劈老婆，但一看边上的儿女，谁来养？就回手一斧把自己劈死了。对这些人来说，套近乎对生活没有半点作用，有用的只有在同一条船上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的那种齐心协力，以及船与船之间的互相救助。海上风浪大，讲话听不见，生死攸关，也没工夫讲，所以这些人互相之间也不大说话，只是一起坐在石条上，面对大海发呆。他们做生意时，也不叫顾客“老板”或“大哥”，而是叫“兄弟”。我觉得最好不要惹得渔民叫你“兄弟”，“兄弟”一词的含义随语调不同而变化，有时口称“兄弟”，其实已经火了。一个上海游客问：“这种螺多少一斤？”渔民答：“三十八。”“少点嘛。”“三十五。”“三十行不行？”“三十如果行，我前面说三十八岂不是骗人，兄弟？”在岛上几天，我从未看见那些在别处都是杀价天才的城里人在这里杀价成功。那些渔民要么赚他说的那个数，要么不赚，继续在石条上看海，没有闲着也是闲着，五十赚不到赚四十也好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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