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鸿：罢工、停工事件已经常态化。当然，这是我个人和一部分人的看法。对于这个看法，也有争论。我认为，罢工是常态，而不是偶然的现象。举一个例子，2011年12月份，中山大学举办全球化与劳动标准的研讨会，邀请我出席并发言。我当时粗略统计了一下，上一个月，即2011年11月，广东省发生的罢工和上访一一统称为群体性事件一一平均每三天一起。这个数字说明，罢工已经不再是偶发现象，更多呈现出常态化的特征。
关键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常态”。我个人认为，正确认识罢工特征，对政府和工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常态”？首先，物价持续上涨，导致职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持续提高。职工要在城市生存下去，就会要求企业增加工资。企业的各种生产成本也在上涨，不想增加开支，劳资矛盾就显得突出了。工人自然认为，我生活不好，是因为企业给的工资太低。我要生活，就要求企业涨工资。
第二，新生代职工与老一代职工有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的诉求是“进取型”的，是未来取向的，是对利益的争取。老一代职工是“防御型”、“保守型”的，你不给我工资、不给社保，我只要求你把钱还给我，不是争取未来利益的。比如，新生代职工不单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还要求工厂改变管理方式，要搞工厂“社区化”。
本田工厂有1800多名工人，本田罢工后，我们访谈了90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55％。大部分工人要求我们工会搞个网吧，这样可以方便工人免费上网。
新生代职工民主、平等和参与的意识很强。如果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和重视，新生代职工不会像老一代那样就算了，而是要采取很张扬的方式来表达，这就可能引发罢工。
第三，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们对此很明白，他们有直观感受一一招工难。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存在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低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已经不可能持续了。
举个例子，有400多名学生工（即在工厂实习后将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的那些中专中技生）参加了南海本田罢工。为了动员学生工复工，有关部门要求他们的学校来人。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动员学生复工，这时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老师对学生们说：
“你们要懂这个道理，有企业才有职工，企业倒了，大家就要失业，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你猜学生们怎么说：“你们太out了！现在，企业好，我们工人不一定好。企业不好，我们工人未必不好。1500元的工作哪里找不到？！”2010年，本田工资水平基本上是每月1500元至2500元。工人们清醒得很，他们知道供求关系在变化，因此就不在乎这个岗位了。不在乎这个岗位了，跳槽就多，以激烈的方式提出诉求的可能性就大。
第四，广东省产业升级带来的冲击。过去的广东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经济的，现在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附加值太低，在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低端的产业，只会造就底层的劳动者。2008年，广东省提出了产业升级。我们认为，像鞋帽、服装、圣诞用品等低端产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让广东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代价，中国工人为此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代价。
比如说，广东一年可以生产60亿件衣服，每出口一件有2．4元人民币的利润。法国和意大利出口一件衣服，有24欧元的利润，是我们的100多倍。富士康组装一台iPhone，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费用有12．5美元。在中国，一部iPhone的售价是5000多元人民币，我们得到的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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