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社会控制结果的达成，大都通过促使当事人双方让步、“和稀泥”的方式实现，调解结案的结果往往看不出是非曲直，成为一种妥协的结果。这无疑会损害一些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法律社会控制的结果有着明确的是非曲直，对于以后的类似案件会产生指导作用。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地方推行的调解运动，降低了法院和法庭的威严，一些法官直呼“失去了尊严”，依法判决的结果权威进一步降低，甚至出现了一些当事人无理取闹、漫天要挟等不良现象。并且，在调解实践中，众多调解者普遍使用“法律结果与调解结果的比较分析利弊法”，法律被用作潜在威慑的武器，依法得出的结果被认为对当事人更不利，这恶化了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使其回避法律的使用。一些研究者认为调解有利于普法，事实上，很多调解实践存在着鼓励“逃避法律”的现象。
综上所述，调解的社会控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发挥了分流日常矛盾纠纷、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增强“为人民服务”精神、稳定社会的功效。在承担更大维稳责任的地区和时期，调解控制的重要地位也是有其现实必然性的。因此，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调解存在着很多批评反对意见，但是对于国家和部分地区而言，出于维护稳定的大局考虑，调解的重要性不降反升。根据本报告的研究，社会控制是调解在中国兴盛的根源；如果转变了调解的社会控制职能，调解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工作中心是发展经济，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在这种背景下缺乏国家的有力支持而衰落，法院的重心则是建立现代的审判纠纷解决方式，法院调解的衰落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此外，如果有其他更为有力的社会控制方式能够取代调解，那么调解的衰落也会再次出现。上述比较研究显示，法律的社会控制有着完整的体系结构，控制对象极其广泛，控制方式符合现代的人权保障和科学理性精神，经济成本能够在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之间得到相对不很极端的分配，控制的效果虽然会造成一时的上访等“不稳定”现象，但是却更有利于体制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我国应该继续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着力发展法律的社会控制，通过法律的控制实现长治久安。调解的社会控制本身仅仅是一种应急性的特殊机制，只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纠纷化解方式，无从建立起形式理性的规范治理体制，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本报告并不否定调解的存在合理性，在中国当前越来越重视社会稳定的背景下，调解的社会控制只会越来越加强。但是，调解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残缺的控制方式，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也只是应急性的。在现代世界，法律的社会控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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