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传统习惯被强制改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大多在秋后集中出售，为稳定粮价，陈云主张不搞粮食的季节差价，以防青黄不接时的高价买卖，并强调要有足够的粮食库存，以应对淡季的市场需求。因此，在此后的长时间里，粮食的季节差价被取消了。至于其他农副产品，为了防止囤积居奇，维持物价稳定，也基本上不搞季节差价，只是有的不易保存的鲜货、蔬菜等，允许存在季节差价。②
地区差价。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地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计算方法上，是按照销地价格，层层倒扣费用，求出产地价格，造成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违背销地价格服从产地价格的常规。③在1956年的物价座谈会上，陈云提出：“地区差价在五四年批发商挤掉时便可以改变。五四年把批发商打烂平分是错误的，今天还要去找回一部分。”在讨论农产品地区差价时，陈云说：“农产品一般按流转规律来计算地区差价。粮食是打破这规律的最大一种。”陈云建议，广东花生的收购价比河南运去的价格还高，是否能降低广东的收购价格？某些特殊商品在特殊地区可以高一些。④
同年11月，陈云说：“有的产品的地区差价不合理。比如，生猪的收购价格，是根据大、中城市猪肉的价格，扣除商品流转费用而倒算到产地，这样，边远地区农民养猪就要赔钱。”⑤
陈云认为，在计算价格时，应该考虑地区差价的因素，以保证产销各方的利益。
质量差价。质量差价不合理，会影响产品质量，而在农产品收购中的压级压价现象，更是侵犯农民的利益。在八大前的多次会议上，陈云不断表示：“统一价格已产生不好的影响，今后应该采取好货好价、坏货坏价、优质优价的政策，否则事情不好办”；“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实质上是最大的降低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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