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茶座（总第六十五辑）》：
斯特恩报告声称“气候变化是对全球的严重威胁，急需做出全球反应”，但问题是经济学家对于“威胁”以及“反应”所包含的时间概念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报告认为在短期内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行动比什么都不做要好。然而，当代人关心的是究竟怎样的行动才能算“积极”的，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方需要权衡应对未来不利影响的各种方案。例如，当我们每年将上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减排的事业中时，我们必须找到这样做的确切理由，并有一种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作为支撑。仅此一点，斯特恩就很难让学院派经济学家们信服。正如诺德豪斯告诫我们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思考怎样的反应才是适当的。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未来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折现到现在。显然，折现率的不同必定会使得我们对于未来的损失有着不同估量，这又会直接决定着当代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通俗地说，“斯特恩报告”设定的0.1%这一近乎为零的低折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把收入的97.5%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即便是在当今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中国，储蓄率也不过45%左右，美国等国家的储蓄率甚至为负。现实的情况是折现率大多在10%甚至更高，即使是社会公益投资所采用的社会折现率，也多在5%或更高，因为资金的使用存在机会成本。因此，如果稍微调整一下折现率，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结论将会立即改变。
威茨曼从另一角度也批评了折现率过低的问题，强调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清楚如何折现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花现在的钱来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与当前消费相关的行动，也不应该等同于现在购买保险以抵消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由一般的储蓄来抵消。借用威茨曼的话来说就是，斯特恩是从“错误的原因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尽管斯特恩受到了多方质疑，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瑕疵，但多数质疑者都同意报告中所声称的气候变化正在给人类发展的前景造成损害这一判断，认为其在政策层面上的意义是积极的，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学者们对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种损害持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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