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条件究竟出现了怎样不同于以往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进一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给条件又会出现哪些新的演进趋势？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它的判断涉及工业化模式与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轻率下结论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中国仍然存在庞大的劳动剩余潜力，而贸然断定中国的劳动剩余格局已经终结，就会引导决策者过早地将经济发展引入到新古典轨道上，失业问题就可能会随时喷发；相反，如果中国的劳动剩余格局确实已经终结了，而我们固守教条思想不承认这一现实，就会错失劳动力乃至人口政策调整的窗口期，使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人的制约。
《转型期中国劳动供给问题研究》分八章阐述了上述问题。
第一章是对中国当前劳动剩余格局的基本判定。
首先从两个刘易斯拐点的角度阐释了劳动剩余格局的特定内涵，并指出真正富有发展意义的与劳动剩余格局判定密切相关的是第二个刘易斯拐点。然后从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枯竭、工农业部门之间边际生产率及工资是否出现了均等化趋势、农业产出随劳动力流出的变化趋势、生产要素是否在工农业部门间形成双向流动格局四个维度对刘易斯拐点论进行了批驳。普斯曲线的分析表明，这种变化大约发生在2005年前后，这也意味着：第一，中国潜在产出的决定模式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并从过去单一的资本约束转向资本与劳动双重约束，潜在产出及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可能增大。第二，未来的通胀治理难度加大，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加深。
第四章则分析了工资上涨的利弊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尽管人们随着工资的持续大幅上涨，其潜在冲击则不可小觑。当然，这种影响是可以调节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工资模型下，汇率贬值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其影响。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工资上涨的效率后果，基于工资结构与微观效率的关系辨析，我们发现，农民工工资上涨与国企高管的工资上涨完全不同，后者会损失微观效率，而前者有促进作用。最后，我们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工资上涨与物价波动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总体上工资与物价之间存在螺旋上升的关系，而在此背后是两类螺旋关系的作用：城镇劳动力工资与物价之间存在直接的螺旋关系，而农民工工资与物价之间存在间接的螺旋关系，前者是通过城镇劳动力工资来对物价发挥间接影响的。
为了判断未来劳动供给的演进趋势，需要进一步梳理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第五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归纳。自劳动供给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理性，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理性，而在家庭决策模式下，决策又具有博弈和讨价还价的特征，其结果是帕累托改进的。影响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因素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划分：内部因素主要有家庭的人口特征变量、家庭类型、家庭的财富基础及偏好；外部因素主要有工资变量、婚配市场状况变量、技术进步等。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决策也会存在交互影响，特别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会有一定的替代性。实践中，各国纷纷出台了引导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相关政策，比如税收补贴、料会保障等政策。
第六章分析了一些新的时代因素，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对劳动供给可能带来的新的影响。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纵深推进，其中一个加。乡镇城镇化会深刻地改变工业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并有望疏通从剩余劳动力到产业工人的转换阻力，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现象就可能会成为历史，中国可能会真正进入从刘易斯第一拐点向第二拐点加速挺进的阶段。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加速释放，就业压力会重新凸显，能否顺利消化这一压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后果，而从实践来看，它至少是充满不确定性。鉴于此，我们有理由对乡镇城镇化的就业后果持谨慎态度。
第七章考察了转型期中国劳动供给的一个异化现象，即所谓的内部人协议和回滞现象。如果劳动供给机制中存在内部人结盟，并我们利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和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方法，验证了中国确实存在失业回滞现象，其程度在中等偏上（0．5以上）。进一步，利用布兰查德·萨默斯工资方程证明了，中国的失业回滞现象主要源于内部人协议和制度刚性的联合作用。其中，内部人协议不仅存在于体制内部门，也广泛地存在于体制外部门，对后者来说，主要源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性以及劳动管制政策作用的强化；而对体制内部门来说，内部人协议则主要源于行政性的用人机制，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一个表征。我们以公共部门就业的棘轮效应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强调打破劳动供给固化机制、引入市场竞争的必要性。
第八章强调既然中国的劳动剩余格局还远未终结，数亿的蛰伏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像一堆待燃的燃料，只要有一根导火索（如城镇化），就可能会重新被点燃并焕发新的活力。中国未来仍将面临巨大的新增劳动供给压力，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退伍军人这四大群体上，仅前二者每年的新增数量就不会少于2000万，如何化解这一压力，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服务业发展似乎能提供一个更有效的解决通道，近年来中国出现了经济回落但就业上扬的格局，就与服务业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服务业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和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还能缓冲经济起落对就业的冲击，更重要的，为实现新增就业目标，不必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长，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调控资源用于物价稳定、结构转换等目标上，并有望开启一个“低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新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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