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部门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这一申请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是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公益机构改革决策层关系直接、紧密的社会组织，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编办”）在推动重大领域改革的参谋和助手。那么，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呢？因为大部门制改革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对大部门制 改革进行前瞻性、基础性、政策性研究，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br>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持续推动了六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2013年3月，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启动了第七次改革。同年11月1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开启了新一轮地方改革。从历次改革看，每一次改革都是针对当时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突出矛盾进行的，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的思路也逐步明朗清晰。总体来看，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已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br>当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组织结构及其权力、职责配置还不尽科学；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扯皮问题突出，纵向政府间关系及职责配置不合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并适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从2008年开始，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层面都做了大量的探索尝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新一轮的改革贯彻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等做出重大部署。这次改革方案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减少投资审批项目等十个方面做了重大部署，与以往的改革有着重大的区别。相应地，对铁路政企分开、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海洋管理等方面的机构进行了进一步整合。若实施好了，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央高层对于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大部门制改革作为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已经成为决策高层和社会公众的共识。 <br> 第一，大部门制改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2008年开始，在国务院层面，对工信管理领域、交通领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积极探索实行大部门制改革，目前已经运行了5年多时间，积累了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在汪洋同志的强力推动和支持下，广东省在省、市、县（区）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大部门制改革探索，包括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初步摸索出了“深圳模式”、“珠海模式”、“顺德模式”、“濠江模式”等特色鲜明的改革路径。重庆、成都、随州、富阳等地方也进行了试验探索。应该说，这些改革为大部门制改革深入推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在交通运输、卫生和计划生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能源、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领域进行了探索，时间不长，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总体来看，在中国推动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并不扎实，或者说我们在还没有深入透彻地研究清楚大部门制改革的基本理论时，就从实践层面开始了探索，边改革、边实践、边研究。大部门制改革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但目前仍缺少顶层设计，也没有回答清楚如下基本问题：在中国现阶段为什么要推动大部门制改革？大部门制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和条件？部门之间整合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大部门制改革的基 本原则是什么？大部门制改革的限度是什么？为什么要优先整合这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推动大部门制改革的合理顺序应是什么样的？大部门制生存的制度环境如何？对于这些问题，中央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详细的解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社会公众认识不一，尚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加强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非常迫切。 <br>由于前期理论准备不足，现实改革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些甚至是制度和法律上的障碍，这或多或少都与经验缺乏、准备不足有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自己的基本国情，推动一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不可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更不能以西方经验作为中国推动实行大部门制的基础。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推动改革，都具有其特定的发展阶段、特殊因素，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必须有符合本土实际的理论做支撑。只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充分支撑，才能对实际改革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推动改革实践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无论是探索出的经验，还是遇到的问题，都能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非常好的样本，通过不断完善、丰富相关理论的内涵，促进理论发展。 <br>第二，大部门制改革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部门制改革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同角度的，也体现在不同层面。 其中，一些是大部门制改革本身的问题，另一些是大部门制改革的基础、外部环境、配套制度不健全方面的问题，即使是已经进行改革的部门和地方，也有存在着“反复”的问题，有些部门运行过程中并不顺畅，压力、阻力都很大，有些改革已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政策法规衔接问题、公务员制度改革问题等。只有进行深入的、前瞻性的研究，才能有效破解这些难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为明确下一步改革具体路径，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探索大部门制改革提供基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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