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当代中国组织网络及其控制问题研究》从党的组织化再造的逻辑分析出发，探讨了改革前后我国内部型组织网络的组织间关系以及组织网络内的意识形态、信任、权力、关系等无形要素和物质资源、人口、政治精英等有形要素的控制与运作问题；探讨了组织网络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阀题，《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当代中国组织网络及其控制问题研究》认为，由高低科层等级秩序形成的“桂状”网络结构需要通过更为“横向”的网络结构来弥补。基于纵向的制度化变革会强化纵向结构的正式性地位，并由此也强化了治理的科层依赖，在纵向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造成关系与非正式网络对正式制度、权威和政策运行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转变执政思维和自身的编织化再造，形成现代网络治理思维与权威，吸引更多的横向组织网络、政策网络和自组织力量，并最终形成集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优势予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

　　第二节 党政军群组织网络的局部形成：1927-1948
　　在党的扩张与增殖过程中，党的组织自身的组织特性也和党的组织一起不断嵌入由其创建的党政军群一体化组织之中，并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组织特性，进而也塑造了整个组织网络的特性。与西方掮客型政党性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具有使命型政党的特征。这种使命型政党以现代国家为对象，用理念（主要是党的政治纲领）、集权程度（主要是上下级间的权力分配）、党纪（指让其成员服从组织纪律和组织利益的手段）、团结性（提供公职的成员奉行党的政策指示以及党内分歧服从党的大局）来保证使命的实现。
　　首先，使命型政党的理念不仅要具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而且还要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其解释逻辑是：①目标具有正当性、必然性一不断地实现这种目标；②正当性、必然性是建立在历史规律的认识性上的_使命型政党具有符合历史规律的独特属性。在这一逻辑下，使命型政党不仅获得了推动完成历史使命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不是暂时性的。具体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表述，但是总体上的逻辑是一种历史论述主轴搭配政策选项变化，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目标。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秉承了这一属性。循此逻辑，党不仅要主导革命进程，而且要始终掌控革命的领导权，并通过不断的宣传与动员为整个组织网络输入目标价值符号系统。因此，由党创建的组织网络中具有鲜明的中心性与动员性。
　　其次，在高度的使命下，不仅使命型政党自身是实行这种使命的政治工具，而且他组织更是党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工具，因此所有的组织体及个人都需要不断地被动员起来服从于目标自身，使命型政党不仅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而且其权力也会在高度服从的体系中不断集中起来。列宁更是主张要通过民主集中制与铁的纪律将使命型政党高度组织起来。列宁的主张使得所有共产党组织都具有很强的层级等级性和权力集中性。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党的组织扩张与增殖过程中，党的组织及其组织原则一起嵌入到其他组织之中，从而在整个网络具有错综复杂的科层等级关系，并具有较高的控制性。
　　最后，作为一种使命型政党，与一般的科层组织相比，要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一方面是因为使命型政党特殊的属性使其具有其组织体所不具有的高度觉悟的潜质，另一方面是因为使命型政党自身的特殊地位要求其自我控制。在与国民党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纪、整风以及教育等提升其自觉性。由此，也不断营造一个自我教育的动员剧场。这反过来强化了整个组织网络的动员性。
　　从党的增殖的进程上看，先是通过宣传与动员形成了一些群众组织。然后借助国共第一次合作平台，通过提名等方式渗透进国民党控制的军队、政权等组织体系。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通过武装起义等方式创建了自己的军队、政权，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大量的群众组织，由此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四环三嵌”的组织网络。所谓四环分别是指党、军、局部政府和群众组织，所谓“三嵌”是指党的组织分别嵌入军队、局部政府、群众组织。具体关系过程如下：
　　首先是群众组织的创建与党的组织嵌入。中共六大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在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决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的工作。”
　　其次是创建军队与党的组织嵌入。中国共产党自南昌起义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1927年红四军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此后，1928年红四军建立了军党委制。1929年红四军在古田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的建军原则，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重大问题由红军党委会讨论，作出决议就坚持执行。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工农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这一决议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实际执行不力。1934年，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在红六军团、红十军团、西路军等部队中实行军政委员会。1937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央前方设军委分会以及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军队前方设立了以朱德、彭德怀等9人成立的军委分会，并在八路军中设立了军政委员会。1941年新四军中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党的七大以后又开始恢复党的委员会制。军政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制在领导体制上都强调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强调党的领导。首先，前者的领导体系不如后者权力清晰。前者的领导机构为师、团军政委员会，旅营干部特别小组，连队干部小组，并在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机构设立类似于党务委员会的党委。军政委员会讨论大政方针，但对党的工作不直接领导，党的工作是由党的各级组织完成的。而在党委制下，团以上设立党的委员会，营设立基层委员会，连一级设立党支部，作为各级单位的统一领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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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三节 相关概念与说明
第四节 研究的架构与分析方法

第二章 政党组织化与党政军群组织网络一体：1921-197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化逻辑
第二节 党政军群组织网络的局部形成：1927-1948
第三节 组织化再造与组织网络升级：1949-1977
第四节 组织网络中的政策关系

第三章 组织化再造逻辑与组织网络结构调整：1978-
第一节 组织化再造逻辑
第二节 组织网络结构调整
第三节 组织化控制、政策工具治理与政策关系

第四章 组织网络动员中的无形资源：权威、意识形态和信息
第一节 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
第二节 组织网络中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 组织网络中的信息运作

第五章 组织网络中的无形资源：信任、权力、关系网络
第一节 组织网络中的信任及其网络演进
第二节 组织网络中的权力等级网络
第三节 组织网络中的关系网络

第六章 组织网络中的物质资源整合
第一节 组织网络中的物质资源整合：1949-1977
第二节 组织网络中的物质资源整合：1978-
第三节 财政预算及其控制机制

第七章 组织网络中的人口与精英流动
第一节 组织网络中的人口流动：1949-1977
第二节 组织网络中的人口流动：1978-
第三节 组织网络中的党政精英流动与约束
第四节 组织网络中的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流动

第八章 当代中国组织网络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
第一节 自组织理论概述
第二节 当代中国组织网络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1949-1977
第三节 当代中国组织网络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1978-
第四节 网络自组织与自组织参与

第九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