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部民俗体育研究/高校体育研究成果丛书》：
与此同时，民俗体育项目的创新工作也在开展中，如学者段辉涛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陀螺进行了创新，通过改进场地、器材、技战术、竞赛规则等方面，使项目的趣味性和对队员的实际效用有所增加。
二、对民俗体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究
所谓的民俗体育现代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民俗体育通过完成对自身必要的创新，以适应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俗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以及西方外来体育文化一定会发生碰撞和摩擦，这是必然的。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要早于民俗体育的现代化过程，这必然就会导致民俗体育要直接面临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变迁的挑战。因此，民俗体育能否与社会和谐相处，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挖掘自身文化价值，融合当代主流体育思想。关于这方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研究，具体如下。
郎勇春通过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法，将江西省临川孝桥镇作为典型，来对城镇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且根据研究，得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传承方式越来越科学，价值功能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活动内容方式突破地域性并逐渐日常化，活动主体由青壮年为主转变为以中老年和妇女为主，都充分体现了城镇化对民俗体育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郎勇春、李刚、李伟艳认真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和研究现状，通过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城镇化的影响，中国民俗体育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项目、地域发展不均衡，形式、功能发生转变等现实。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及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应全面发挥多元功能、保持内容形式的地域特色、科学传承并且与所依附的社会形态与时俱进。
丁世勇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的运用，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街）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状况。从调查和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方面，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民俗体育发展，而民俗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又反过来积极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城镇化、民俗体育发展过程中，政府起着非常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在客观上积极推动者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在主观上也对政府组织管理工作要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民俗体育，由于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其本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失去了，因此，这就更加需要主观上的努力来弥补这一问题，在政府科学化、民主化和合理化的组织管理下，走时代性与传统性的革新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
郑国华通过运用个案考察的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乡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且在总结的基础上，成功推演出了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相关的一些研究中可以得知，城镇化与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的，要使其积极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将民俗体育“无意识传承”变为“有意识传承”。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管理者的行为理性，具体来说，就是要保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的实现，从而让民俗体育始终在服务社会中去导求自身发展的现实道路。
王敬浩、周爱光对民俗体育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以及民俗体育形式自身的特点和运动主体的身体构建本质进行了相应的考察。经过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在宗教仪式“娱神”功能的掩饰下，民俗体育潜藏着“娱人”的本质。民俗体育的基本依据是人的生存、健康与发展，条件为地理、气候、生态等自然环境，前提为遵守社会规范以追求精神自由，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张扬主体的个性，对身、心、宇宙最完美的和谐进行充分的体验，从而使掌握自主权力的需求得到满足，最终构建出具有内在和谐之美盼身体。由此可以看出，体育现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从宗教走向世俗，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他者”变为“在者”，真正实现“回归身体”这一现代身体文化主题。
三、对民俗体育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建立民俗体育学的探讨
关于民俗体育的定义，国内学者的说法都不一样，没有统一，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与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相互混用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大家对民俗、民族、民间、传统等概念看法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这也给民族体育的研究以及民俗体育学科的建立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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