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登高
重阳是农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之最。因九月九日是两阳相重，所以得“重阳”之名。九月九日登高之举始于汉代，此日登高时佩戴茱萸饮菊花酒是为了避灾祛邪。随着岁月的流逝，重阳日登高的神秘色彩逐渐淡薄了，人们在这一天结伴登高饮酒逐渐演变为秋季的一项游戏娱乐活动。“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九日齐山登高》）“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牧与知己携酒登齐山之乐，与王维身为游子不能与家人共登高嬉戏之遗憾，皆在诗篇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感人至深。
宋代以后，民间重阳登高饮酒赏菊娱乐之俗盛行不衰，并兴起了登高时吃糕的习俗，寓意步步登高。到了清代，这一季节游戏更富有特色。《燕京岁时记》说，每到重阳这一天，北京人皆“提壶携磕，出郭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川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登高游戏的人们“赋诗饮酒，烤肉分糕，享一时之快事也”。南方吴越之地登高赏菊之风尤为奢靡，《清嘉录》说，杭州人到吴山登高，山上有“牵羊赌彩，为摊钱之戏”，还有“鼓乐酬神，喧阗日夕”，或“借登山之名，遨游虎阜，箫鼓画船，更深乃返”。明代人申时行《吴山行》诗对此有所描述：“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飘缨挟弹谁家子？趾履鸣筝何处娃？不惜钩衣穿葛荔，宁辞折屐破烟霞……萤煌灯火阗归路，杂逻笙歌引去槎。此日遨游真放浪，此时身世总繁华。”
直到近代，重阳登高游戏之俗仍在民间流行。《城固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九日，儿童登高，竞放风筝，日‘迎寒’。”城固是陕西的一个县，盛行重阳节期间登高放风筝。而在岭南的广东等地，也有这类游戏活动：“重阳有墓祭者，亦日登高。细民放风鸢。”风鸢就是风筝。一南一北，重阳的登高游戏项目竟然如此相似，可见我国传统风俗的特色。在闹市区无山可登的近代上海市民，也想出一些变通的游戏方式。上个世纪初，上海人有重阳节登三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大楼的登高游戏。当秋菊飘香的重阳节来临的这一天，手捧插着三角小旗的重阳糕的孩子们，发髻簪着茱萸的妇女们和身穿洋服或长袍的男子们，便不约而同地一批接一批地涌向这三座大楼前，奋力登上这十里洋场的制高点。人们在这些公司大楼上饮点儿菊花酒，吃点儿含“年年登高”吉祥之意的重阳糕，俯瞰市区的街景，远眺黄浦江和四野的风光，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当年曾有人把这种“海派”式的登高游戏写成《重阳》诗，发表在《申报》上：“一年容易又重阳，佳节名花播馥香。雅客良朋会菊酒，祝康卜健假萸囊。长房缩地愧无术，元亮流风夸有方。马路登高何处是？花园屋顶且徜徉。”其实，这种“海派”式的登高游戏不过是古代重阳登高的另一种形式——登楼、登塔游戏罢了。如唐代刘兼《重阳感怀》诗中“重阳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暮秋”句和耿玮《九日》诗中“九日强游登藻井，发稀那敢插茱萸”句，都反映了这一风俗。我国幅员辽阔，无山之处很多，登楼台寺塔这一变通方式，是重阳登高游戏得以在广大地区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许多省市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登山节”，重阳登高这一传统的游艺活动又在新的历史时期盛行起来。人们扶老携幼登高潇洒一番，既有趣味又有健身强体的作用，值得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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