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为了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她在苏州创立了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亲自拟订学校章程并兼任校长。为了供师生实习研究，她在无锡先后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区、工人教育实验区、民众图书馆、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学院等实验单位。在俞庆棠积极规划、统筹组织下，江苏的民众教育一时声势很大，成效卓著。至1929年，全省竟办了1341所民众学校，310所民众教育馆，82所农民教育馆。1932年，她联合全国社会教育人员，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有一千余社员，分布于全国21个省、市与欧、美、日本等国，她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在俞庆棠倡导下，民众教育由江苏省向全国推行，她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事后，当局勒令请愿学生悔过，俞庆棠挺身而出，当着“上峰”的面慷慨陈词：“要求抗日有什么错？难道要学生甘心做亡国奴？请愿学生没有什么可悔过的，倒是首先要求别人悔过的人应该悔过！”领队郭影秋被捕后，俞庆棠又挺身出面营救，终于使其获释。
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12月26日夜，赴南京请愿的上海学生在无锡车站被宪兵扣押。俞庆棠立刻领了一批教育学院学生带着食物上车站慰问，第二天上午她集合同学大声疾呼：“不能不闻不问了，作为学生应该团结起来，去拯救受难同学！”她一把火，使学生热血沸腾，学生们不顾校方阻挠，从各边门整队出发，冲向被扣押的上海学生住地中南大戏院。社会实践，使她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较之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度，她曾沉痛地说：“民众教育工作者一点一滴的努力，成效是有的，可是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的压迫，一点一滴的成就，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冲进来，全都完了。我这么多年来工作，感到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她冲破重重障碍，在无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追悼会筹备工作。她撰写挽联：“不做空头文学家，死者是用铁笔铁肩，挑过解放民族的担子；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应拿出赤心赤血，赶走压迫中华的敌人”挂在了鲁迅遗像两旁。
1936年，俞庆棠率先创设电化教育专修科，并指导师生摄制抗日电影《五十六年痛史》，到各地巡回放映。1938年5月，她应邀参加庐山妇女谈话，结识了邓颖超，她的《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受到邓颖超的好评。
中国社区教育的先驱民众教育的楷模
1945年10月，俞庆棠怀着推进民众教育的满腔热情，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创办了成百所民众学校。亲自动员附近居民到校学习，在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现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上午开设儿童班、下午设妇女班，晚上设成人班，共有1700余人。俞庆棠组织师生一边上课，一边建设校园。课余，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唱歌、跳舞、排戏。父子、母子，乃至祖孙同校的情况在这所学校并不稀奇，群众称它是“为我们贫苦大众办的大民校”。1946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参观学校后，赞扬说：“如是学校，在我国属不可多得矣。”
在该校师生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利用推广民众教育的机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使这所学校成为培养革命干部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民主堡垒”。这引起了当局的惊恐，上海市参议会竟然提出撤销实验民众学校的议案。俞庆棠在地下党及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支持下，团结全校师生进行护校运动，她说：“实验民校是决不允许撤销或改组的，我决不辞职。即使撤销或改组的命令下来，我也不走；除非那些老爷们用警察来把我赶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教育局长李熙谋邀俞庆棠吃饭，对她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她绝不屈服，说：“庆棠以身殉校，在所不惜。”由于全校师生坚决斗争，终于保留了这所学校，她被称为“民教之母”。
1947年，俞庆棠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她办民众教育的成绩蜚声中外，她开发地区教育资源，“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实践和理论，证明她是我国社区教育的先驱。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