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成为完整人的必由之路
对蔡元培等人来说，他们提倡美育理论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理论特别是儒家理论相结合。我们知道，孔子的“六艺”中礼乐是重要内容，二者又密不可分。“蔡元培说：“有礼则不可无乐．礼者，人定之法，节制其心，消极者也。乐者，以自然之美，化成其性灵，积极者也。礼之德方而智，乐之德圆而神。无礼之乐，或流于纵恣而无纪；无乐之礼，又涉于枯寂而无趣。”‘他认为艺的最终目的，并非艺本身而是德，艺术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艺术可使教育不“枯寂而无趣”。他的这种认识源于中国古代西周。古人的德育观中就有这样的含义。
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诗人席勒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把人的成长设为三个阶段：感性的人——审美的人——理性（或道德）的人。他断言：“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显然席勒的美育观以及中国当代提出美育的学者们，不是在讨论艺术专门人才的培养，而是关注整体概念的人的成长——人类的全面素养，因此他们把美育与德育紧密连接在一起。
中国与西方的美育都与德育结合在一起，认为艺术中含有德育内容，德育通过艺术手段而获得。中国古人认为教育不好会走向“礼崩乐坏”，而西方人则认为美育能拯救“异化”，双方都认为艺术教育或美育可以救赎社会道德危机。王国维与蔡元培倡导美育处在中国千年封建统治瓦解现代工业萌生的时代，而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也处于西方发生工业革命走向高潮时期，中西方社会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而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转型，都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社会大步走向城市化，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严峻课题：
……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小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把人性印压在他的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的一种印迹。然而，甚至连把个体联系到整体上去的那个微末片断部分，也并不取决于人性所自定产生的形式（因为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那样人为的和怕见阳光的钟表机构会有形式的自由呢？），而是由一个把人的洞察力束缚得死死的公式无情地严格规定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性，而且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比天才和感受更为可靠地在进行指导。
如果说王国维与蔡元培提倡美育的时代是社会转型的开始，而今天中国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则使城市化进程迅猛而急剧。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完成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艺术家与思想家们必然会将注意力集注于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他们更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品质和完美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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