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露茜，女，1981年生，福建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编辑，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分析、外国教育史。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外国教育史专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外国教育史专业，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先后赴韩国国立釜山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流访学。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大辩论’研究”；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大辩论’中主流象征的政治性与工具性分析”；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预研及委托）项目“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公共教育政策的符号研究”；先后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教育科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并有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政治学》等全文转载；独立或主持翻译《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阶级、科层制与学校：美国教育变革之幻影》等多本著作；参与《西方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史》、《20世纪教育学名著导读》、《教育学名著导读》等多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教育博士文库·学校大辩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采用象征政治理论来分析“学校大辩论”，进而呈现、解释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它涉及谁拥有权力和如何表达权力两个方面。
　　经研究，《教育博士文库·学校大辩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突》认为，在“学校大辩论”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优异”“选择”这两大“主流象征”的生产和再阐释的过程，彰显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整体社会价值控制权的争夺，其目的是实现保守主义阵营在精神世界与世俗社会统治的合法化。

　　再次，“左翼”不仅需要抽象性的、战略性的思考，而且更需要具体情境中的实践行动。一方面，进步主义与激进主义教育家们不仅需要从抽象理论的研究层面，对保守主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无情的鞭笞，而且需要让“被压迫者”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并理解与保守主义承诺的“专业权威控制”、“市场控制”不相符的事实与证据，要在实践生活中揭露保守主义提出的“授权教师”、“授权市场”等“口惠而实不至”的谎言。另一方面，进步主义与激进主义教育家还要“找出那些与被压迫者群体形成共鸣的关注点，并以此出发提出真正有建设性的进步主义主张”。
　　最后，进步主义与激进主义教育家还指出，在教育领域内，“我们所做的变革是不能简单地用统计数据加以衡量的”。虽然统计数据能够反映出入学儿童的人数在增加、中途辍学率在显著下降，但是数据本身并不能说话，这些“增加”代表了什么，那些“下降”又说明了什么，这些都是普通大众所无法真正接触到的专业领域，也正是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牢牢把持的阵营，正是保守主义阵营“人为”控制的领域（Berliner&Bid-dle，1995）。数据无法说明“教师、家长和学生在对教育作用的理解以及在对知识本质的理解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虽然在报告中、在媒体上，人们都希望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是这些的确是不能够简单量化的”（Apple＆Buras，2006）239-240，因此，“左翼”必须对“右翼”的力量有清醒的认识，在战术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总而言之，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教育家认为，在争夺“选择权”的“选择战争”中，进步主义的反压迫力量要坚定地参与到“身份政治”之中去，要谨慎地围绕着历史的构建来重建“新的常识”；既要揭露保守主义阵营将“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阴谋，又要在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两个层面上重建进步主义话语；同时，“左翼”不仅不能对“被压迫者”心存幻想，而且还要自觉揭示他们存在的问题，既要防止伪装成“被压迫者”的“压迫者”，又要预防保守力量的合流。只有如此，那些真正需要“民主”与“选择”的“被压迫”群体才能真正获得“选择权”。
　　综上所述，本章主要围绕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关于公共学校机制重建的问题展开，它涉及学校机制中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及其在政策文本中的表达。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80年代教育政策文本中的另一个主流象征——“选择”的生产与再阐释的过程：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首先从质疑与揭露由“单一的最优制度”——公共学校制度引起的教育低效能“危机”出发，批评了在现有公共学校中出现的“直接民主管制”与“层级化的科层制结构”，并进一步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与重建方案——“选择”权利的实现。接下来，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分别开展了将抽象的“选择”符号具体化的工作：新保守主义认为，受“专业权威控制”的学校最有效能，“选择”即“授权教师权威”；而传统派则认为，受“市场控制”的学校最有效能，“选择”即要“授权市场权威”。在这个将“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遭遇了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但在政策文本中他们却达成了“书面的妥协”——即在这一时期“特许学校”开始成了备受推崇的学校重建方案之一。在对“特许学校”进行文本设计时，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试图兼顾“专业化”与“市场化”这两种意愿，在保证公共资金和实现学校中专业自主权的同时，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与“消费者”的观念引入公共学校，达成了“专业主义”、“职业主义”与“强市场”的联合。就这样，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在文本妥协中完成丁“选择”符号生产的全过程，并为其进入符号传递领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另外，在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辩论与对话的过程中，在“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外部，“左翼”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教育家对保守主义阵营的学校重建“解决方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揭露了隐藏在保守主义“选择”符号中的“身份政治”，指出无论是以竞争、效能、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在社会精英文化认同与核准下的专业化改革，都是为“压迫者”的利益服务的，是具有阶级、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因此，在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引发的“选择战争”中，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教育家提出了“谁能选择”的质疑，并提出了要“学习右翼的成功经验”，由“被压迫者”来“澄清”进步主义话语体系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在“优异战争”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在知识内容和知识传递方式上的合作，标志着保守主义阵营联合征讨世俗世界的开始；那么，“选择战争”的完成则标志着保守主义的牢固同盟关系的整合与强化——“真正的”知识、严格的标准、市场化的消费模式与“官方认可的”专业化管制模式。
　　……

序
前言

第一章 “政治景象”的构建
第一节 战后“国家危机”的出现
第二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的破产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的复兴
第四节 “学校大辩论”的滥觞

第二章 为“优异”而战
第一节 进步主义导致了学校中的知识“危机”
第二节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第三节 “全国课程”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确立
第四节 反抗者的声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第三章 为“选择”而战
第一节 “单一的最优制度”导致了学校中的效能“危机”
第二节 什么样的学校最有效能？
第三节 “特许学校”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确立
第四节 反抗者的声音：“谁能选择？”

第四章 意识形态、符号与控制
第一节 站在新保守主义和传统派背后的五类控制模式
第二节 意识形态冲突、符号认同与控制的实现
第三节 美国公共教育的新特性与内在结构性冲突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