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有多函谈及“私事”，如1月7日称：“前托遇紧要时期，请港馆拨借五百元与小婿孙逵方，已蒙转达，感谢不尽。”
2月17日：“前请我兄函达汉馆，小婿孙逵方第二次移眷避难，请汉馆拨给五百元，原有抵当，不意渠丁母忧，先托人来借去五百元，不能不即付，今又在汉馆支取，前日转账单已到，弟已无款可拨，即请拨翁展缓一两月合并声明。”
窘迫之情跃然纸上。王云五自然看不过去，2月18日在回函中先予五百元划条使张先生“今蒙周济，当即将小女在汉借用之款，先行清还”。王在函中更表示，以后每月接济张先生二百元，并请李拨可专程说明，张在3月2日的回函中表示：“此则弟当心领，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万不必。拔翁今晨枉顾，传达雅意，情词恳的，至深感蒙，惟弟对于公司不敢有所陈情，此公私之界限极宜分明，此为弟之素志，久邀明察，业向拔翁沥陈，谨再上言，务祈鉴谅。”3月14日张先生在信函中又说明了这个态度。3月15日的信函中，张先生写道：“承借五百元，今日已送与会计处，收入我兄存款账上，收据附呈，谨再致谢。”
至此，张元济女婿之行并带来的借款之事终于结束。
5月12、25日两函中，均附带述说了同样一事：小婿孙逵方曾托人带呈印章一方，寄敝处，未知已否递到？
5月25日，张元济提出儿子树年近体不佳，患神经衰弱，医生劝其异地疗养，欲同行赴香港小住，“附去一信托公椿代为筹计乞转致。”后来因张元济身体不适，而未成行。
11月29日，“适接舍亲张小棠君来信，云闻本馆将在澳门开分馆，欲为其婿谋事，本馆各地分馆同人甚多，焉能进用外人，姑将名条呈阅，请就近巡复张君为幸。”
1939年6月29日，张先生为女儿生育需购奶粉之事，数次函请王先生从香港购取：
“再小女两月后即将生产，向来乳汁极薄，必须雇用奶妈，重庆愿为奶妈者几无一人不染梅毒，故只得改用奶粉，当地极为缺乏，拟请吾兄推爱，在港代购Lactogen牌奶粉一打，托交公司运货车，由海防转至昆明，再由昆明转至重庆，未知可以办否，小婿专函来托，故敢奉渎，倘蒙俯允感同身受，所有购价及其他费用，统由弟如数照还，琐琐上渎，无任惧悚之至……”
7月10日再次提及“不知能办否，两个月内最好能到，否则恐不及济急，又小婿久滞渝中，终非良策，渠在巴黎大学习医，来信托问香港能许其悬牌应诊否，亦祈见示。”
8月15日专函请代购奶粉，已随人托带到重庆两罐，并请设法再运重庆。
9月12日提及：“前托续购‘勒克吐精’乳粉二磅或三磅一罐者一打，设法运至重庆，产与小婿孙逵方，未知已否购定运出，前日得逵方来信，除前蒙代购一磅罐一打之外，尚须用三磅罐一打半，合共五二四磅，如何可以足用，统祈即饬馆员代为核准购就，设法动渝，该账即转至少（除前一磅罐一打之数，恐以后无货或太贵，故欲于经时趸数购足），无任企祷之至。”
9月14日有“小婿信蒙转渝，感极”之言。9月25日提及“又小婿孙逵方为友治病，需用神经药、梅毒西药，港埠适值缺乏，顷已在沪购到，现有舍亲吴哲明夫人乘裕生轮来港之便，托其带上，送至尊和，候逵方托便人来港领取，到时迄饬为幸，费神之至。”
1940年2月27日写道：“舍内侄许奇骏在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前曾译有关于人造丝约十万言书，由本馆出版），辑译《桐油之化学与工业》一书，约有十余万言，拟托公司出版，抽取版税，兹寄全目及绪论，有无可以印行之价值，敬乞裁定示复，如不愿承印，即请将该全目绪论还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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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