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
晚清官方学习西学的思路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个阶段，官方个别的有识之士研究学习西学，尚未形成一个潮流；第二个阶段，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清廷官方部分派系进行“洋务运动”，以开办学堂和翻译书籍为学习西学的主要形式；第三个阶段，就是以“废科举”为代表的“晚清新政”，官方在整体上承认西学或者说“新学”的主流地位。上海的石印书局主要是在第二个阶段中成立的，那个时候西学虽然风潮渐起，但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无法和传统书籍相对比，特别是科举制度保证了全国大多数的读书人购买和阅读的书籍还是偏于旧学，所谓“新学”，更多是那时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已，尚无专力于此者。依靠科举用书，抱紧了“考试经济”的大腿，石印书局的利润尚能得到保证，西学书籍对其来说是一块诱人的餐后甜点，即使吃不到，也饿不了肚子。然而，在第三个阶段，科举制度被废除，与其相关的“考试经济”烟消云散，一大批衍生的相关利益行业，就如科举用书的出版，顷刻之间失去了利润的来源。在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在购买科举用书的同时，不介意再采购几本西学著作，或许真心研读，或许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但是在第三个阶段，读者购买西学著作的时候，却不会再去买上几本科举用书，因为科举考试一旦不在，这些书籍也就没有了价值，于是“千百万资本之老书，半多呆搁”①。由于石印已经打上了“复制古籍”的烙印，在西学成为社会主流的年代，石印书局的利润一再降低，很快就把上海印刷界的领军地位拱手让给了铅印业。
另一方面，原本被科举限制住的文人可以去追寻新的职业出路，进入出版业的人才资源绝大部分被铅印业所吸收。
清康乾以降，在“滋生人口，永不价赋”、“摊丁入地”等赋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人口大量增长，而读书人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仕进”是读书人天然的职业取向，但是相对于读书人数量的增长，清政府的官员数量和科举名额却没有较大的增长，于是科举登第越来越艰难，而无法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这便造成了读书人“生产过剩”的现象。但是在这种“过剩”面前，“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其“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而“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①，传统的官僚体制和教育制度选择了不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善于权变的文人”自主来进行突破，在“幕客”、“塾师”等原有职业外选择新的行业来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他们在包税人、讼师、买办、职业报人、职业作家、律师、会计师、医师、画师等行业寻找新的出路。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社会精英被国家通过科举进行网罗，其形成的社会，可谓是“国家精英型社会”，而包税人、讼师、买办、职业报人、职业作家、律师、会计师、医师、画师这些职业都是国家政治之外的社会诸业，由此形成的社会可谓是“社会精英型社会”。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在一个方面也是社会精英就业方向的转型。废科举之前，也许前路狭窄，但是总归有路可循；而在之后，独木桥没了，千军万马要自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知道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在时代大潮前踏浪而行，但是更多的人则在转型之际人心惶惶如丧家之犬，看不清未来的前途，没有甚至无力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这些过剩的读书人，从前的理想是“庙堂之高”的朝廷政府，而现在却被迫在“江湖之远”的民间社会中和自己以前不屑为伍的“农工商”一起打拼，国家又没有对这种职业转向进行引导和鼓励，于是一种失落感和疏离感就会很自然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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