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权的文化资本权属
山西历史上大量水利庙宇其主要特征是司民间水管理之职，通常由民间水利管理组织控制庙宇，并通过庙宇进行日常的水利管理。围绕水利庙宇，形成了一套水管理的祭祀和水权见证的权威体系。这类文化资本（习俗、知识、伦理、信仰、价值观念、传说等）进入产权而形成的文化产权比较复杂，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直观和容易界定。
庙宇的权力和神的权威是分水的保证和见证。当地48村每年三月三在源神庙商议分配当年的用水，然后发放水牌，并举行开水仪式，意味着当年的灌溉开始。水牌就是水权，它的合法性用神庙权威和仪式来见证和界定。这种水权分配的做法正是一种文化产权，即是一种用文化权威来认定的水权。除了神威的水权见证，其中还包含了分水用水（如时问测算等）的知识产权以及公平等伦理产权。
早期的民间用水之争和水权之分，并没有借助寺庙的神判权威，因此冲突频繁。明代开始了一个用水神圣化的阶段，形成比较专门的、涉及管理的水利庙宇。源神庙碑中也出现祭祀尧、舜、禹的记载。由源神庙碑文可知，民间水管理组织的出现至少是在明嘉靖年问，但是从嘉靖二十年（1541年）孔天英所撰《复西河水利记》碑的内容看，简单的水利管理在宋代文潞公分水散河的时候已经存在。“顾民不善疏，官不荒度，则水之用微矣”。于是“宋文潞公始作三渠，引水分灌”。才有百姓深享其利。《介休县志》（嘉庆十九年）卷二水利（附）也记载，早在嘉靖二十五年（1545年），就已经出现知县吴绍增为防止豪家侵夺水资源而“厘正前法”的干预行为。说明当时已经有“法”，或应该有执法的水管理组织。
《新城南上堡水神庙记》（万历八年，1580年）中有如下描述。
在没有法律或政府介入管理的民间社会，用神威来确立和保证用水权的合法性，造成了水利庙宇的管水功能。源神庙最早是佛寺，但考察明万历十六年以后的明清碑阴，碑阴落款中没有了僧人的痕迹，说明了民间水利组织对庙宇的控制。直到清代始有住持道士的名字，但明显只是住持而已。主要的落款人还是民间水利组织中人。
除了神威的见证，文化水权还体现在一些民间传说的集体认同当中。如在山西许多地方，都流传有一个类似洪山的油锅分水的故事。
原来洪山源神池的水没有统一的管理，常常因为抢水而打架。后来人们想了一个办法，用一口大油锅烧开，里面撒了十个铜钱，洪山村的五个人捞了七个铜钱，所以用水七成。五个被烫死的人厚葬在源神庙后的山顶上。
上面的水权分配借用了一种民间契约的形式，这种民间契约不是形成法律条文，而是用一种集体认同的通常是自然天定的某种说法（此处为传说故事）来确定。可见，分水是一种文化安排，油锅分水的故事表达了水权分配的诸多产权原则：如非个人的集体性、天然公平的伦理以及竞争的分配等。
价值产权和伦理产权也是文化产权的典型形式。人类学家对地权也有相关的研究。帕特夫妇在讨论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地权时，特别分析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区别依旧存在：田底权被生产队或集体占有，国家也拥有税收和收缴公粮等田底权；个人承包土地的田面权则沿用了子女可以继承的传统方式嘲。集体的所有权和个人的使用权共存。而后者是一种依靠子女继承的文化传统价值伦理来界定的产权。
笔者曾经提出“文化地权或者伦理地权——靠共同的伦理和文化编码维持其存在和权威的地权”。价值和伦理在产权的界定和划定中是重要且基本的，虽然伦理和价值本身不等于产权，但是当它们以文化资本方式进入某“物”时（该物可能是实物，如水和土地，也可能是为界定产权而人为设定的，如“专利”等），该“物”就具有了文化产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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