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古典目录学研究》：
比较接近汉代，史书和文集增加趋势刚刚开始；再加上魏晋又是一个兵家辈出、兵书层出不穷的时期，《隋志》著录魏晋新出兵书不少。因此，在西晋藏书总数增至西汉四倍的情况下，兵书数量不可能在单独下降，而至少应该是西汉兵书的两三倍，完全可以在《晋中经簿》中占据两卷之席。两先生不加深思，轻易编造出个“兵书数量下降”的趋势，岂能服人？
汲冢书仅七十五篇，还有些名目无考的残简，似乎更不够独设一卷。这一点《再论》没有提到，在此一并略作解释。余嘉锡曾说：“或勖第于汲冢书撰有叙录，他书则否也。”我们以前考虑到全书体例的统一，怀疑汲冢书叙录并未收入，“只附在本书之后”。如果考虑到各卷篇幅的均衡，余氏之说也许更有道理，即汲冢书虽然篇数少，但多出每书叙录，或许还有比较详细的校勘，故此卷篇幅仍有可能接近其他各卷。
2.对李充“没略众篇之名”的理解。
《再论》说：“假定其（《晋元帝书目》）为两卷，按张文的观点，则卷一标明‘甲部六艺小学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卷二标明‘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即可，而每卷内无须具体的类名，即没有分类，这样也就不会招致《七录序》、《隋书·经籍志》编撰者的批评了。”
李充《晋元帝书目》收书仅三千一十四卷，正在拙文推测苟勖书目一卷收书的上限之内，学界也公认它只有一卷。且拙文解读“篇”为卷名，当然是主张李充“没略众篇之名”即取消《晋中经簿》的卷名，而合并编成一卷的书目。不知两先生何以还能“假定其为两卷”，并“按张文的观点”代拟卷名？如此怪异的卷名，古往今来，实属罕见。退一万步说，我们若真能替李充这么标上卷名，谅阮孝绪、魏徵之流就不敢说他“没略众篇之名”或“总没众篇之名”了。因为这充其量只算挪用，凭什么给扣上这类私吞、贪污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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