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神权运行的东西方模式
在考察后现代文化理念时，还应该从他者的视角来考察自身或者域外的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跨文化行为、实践和理论展开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本者与他者的比较，文化的理解、尊重、宽容才能够得以实现。实际上，文化比较的过程本身也是实践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行为，因为后现代文化强调的是去权威化，其中就包括权力的平等，而如果没有去深入地理解他者的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谓的平等都是妄言。因此我们从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宗教开始来进行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在思想上，中国的佛教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许多人文主义的元素和内涵。从这一点来看，也许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会出现后现代的思潮，但关于这一点不是我们在此需要论证的，而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在对宗教进行论述之后，再以中医和西医进行比较，也就大致可以发现中西医行为方式的不同。一般无宗教信仰的学者以为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是在劝人为善，因而佛教的苦和基督教的罪，虽有源头上的区别，目的上来讲都大致相似。佛教讲三界的生死是苦海，众生的感受，无非是苦，所以修持的目的，是在脱苦。基督教讲人类都是罪人，是由于人类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警告，而偷吃了伊甸园的生命和智慧树的禁果，所以人类有了生命和智慧，但也得罪了上帝，上帝要罚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都要受苦，这就称为人类由第一代祖先遗传下来的“原罪”。基督徒信仰上帝，原因是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上了十字架，代替“信他的人”赎了罪。
基督教自称是“唯一真理”，耶稣更是自称“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而佛家从来没有自称是“真理”。《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谓的佛法，是人们认识和证实真理到达解脱彼岸的工具。但基督教首先强调的是“信”。基督教虽然也讲“行”，但是，“行”是次要的。《圣经》里很明确：没有人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上天堂而获得永生”，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是罪人。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因为“信”，所以被算作了“义人”，可以“上天堂而获得永生”，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而佛家强调的是行即所谓的修行，无论信不信，看重的是个人的言行，通过言行最终达到心灵的境界。心灵的境界到了，“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基督教的信徒们必须拜倒在一个绝对权威之下，即耶稣。佛是梵语音译过来之后的简称，翻译过来就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但还是人！在佛家看来，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人的生命本质和佛是一样的，人与佛其实是平等的。基督教有上帝，而且是唯一的神，而佛教拜多神，或无神；基督教看世界是上帝所创造，有计划，有目的的，而佛教看世界是因缘和合，四大皆空，无计划、无目的的；基督教看人生是乐观的，而佛教看人生是苦恼的；基督教看人与禽兽有分别，而佛教看众生平等；基督教劝人信耶稣，出发点是赦罪得救，而佛教劝人信佛修行，出发点是离苦得乐；基督教讲究拯救感恩，而佛教强调因果渊源；基督教的归宿是永生，而佛教的归宿是涅槃。
佛教与基督教的归宿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与我们所说的文化权力议题相距甚远，但是又在另外一个方面联系紧密。（1）佛教在论述普度众生、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时候，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佛教的知识和认识应该普及到每一个人，文化权力应该为人人所有。如果说中国文化里面存在着最早的民主思维的话，那非中国的佛教莫属。这种“民主”就是中国佛教权力碎片化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民主思维并没有在其他领域得到借鉴和推广，其中的原因值得在另外一个话题探讨。（2）而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宗教充满了神性，西方的社会为神权一统天下，神权不仅掌控了社会的一切，也禁锢了任何反对神权的思想，在这里人是不在场的。也许是因为神权过分的强大才导致了物极必反的结果，于是西方的人文思想家开始在绘画等艺术领域寻求人的价值，开始了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探索。他们走了三步：第一步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找人的理性的价值、理性的自主性这样一种思想资源，尤其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资源。第二步，开展宗教改革。对守旧的天主教进行抨击、改革，于是就产生了新教，即基督教。新教产生了新的伦理概念，韦伯的著作里面，就讲到新教的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第三步，关键性的启蒙运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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