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丛·湖北卷（2014）》：
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天下，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随着人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必须向管理者提出一个如何进一步实现管理过程人道化的课题，就是要求在管理中讲人性，关心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
儒家伦理自身的特点与商业文化人格化特征具有一致性。儒家伦理是以人为本位，仁为纲纪，用来规范人民行为，讲述做人和如何做人的道理。目的是调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总体概括儒家伦理即是以仁为纲纪，信守“仁义礼智信”。仁为儒家伦理的核心，阐述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的是人的个性道德修养。礼是儒家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信是度量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是与仁、礼相一致的个体表现。内发于仁、外合于礼的行为表现是义。智是个体的知识结构，是人们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把仁义道德看作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道德的要求，把“义”放在首位，提倡义利统一的经营价值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贪不义之财，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应牢记的经济伦理道德原则。
在义利问题上，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的以义制利的观点，同时他将孔子仅仅涉及个人道德修养的义利观扩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处理义利关系这样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先义后利的经营价值观。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的这种告诫，他所发出的这种理性的呼声，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警惕，特别值得今天的商家深思。
儒家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目的是使人“内圣外王”，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的境界。在经济社会中，无论作为社会群体还是经济实体，其经济行为都是具有人格特征的，因而，具有时代性的商业文化完全可以吸取具有民族性的儒家伦理的精华，让时代性和民族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儒家伦理能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说明其时代适应性之强。儒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包括先秦的原始儒学、西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儒学，这说明儒家伦理自身具有应变功能和融化功能。更具说服力的是，儒家伦理深深地影响着东亚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在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的崛起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也深刻地说明“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经济伦理对在儒家文化圈生活的华人之影响。
关公生前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名将，死后逐渐被神化。关公文化蕴含着“忠、义、仁、勇、礼、智、信”，是包含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和鲜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财神只是其功能之一。关公之所以被奉为财神，也是因为人们敬佩他的忠诚和信义，需要用这些传统道德伦理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民间又称他为“义财神”，是最为道德化的财神。关公自身忠义勇武的特质一旦与财富有了关联，必成为人们心中完美的神灵。由此可见，关公成为财神，与中国传统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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