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霞》的误读语境与叙事矛盾
《晚霞》中，李淮平与南珊未结果的超越阶级的爱情，实际是对“文革”改变了人的成长轨迹的控诉。但在思索“文革”对国家、社会的具体影响时，隐含作者透过“李淮平”这个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与思索，却始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
1980年代《晚霞》最具代表性的评论者王若水认为，南珊与李淮平虽是“思考的一代”，但他们对“文革”的思考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总结经验的，同时他们的人生观也是消极的。《晚霞》中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思考”，确实反映所谓“思考的一代”思想上的未臻成熟，是以李淮平那些关于文明与野蛮、宗教与情感等的思考，并未能指出具体的方向或答案，同《波动》一样出现了思想上的局限，显示“文革”中青少年的启蒙不见得具有普遍性的思想高度与批判力道。
程光炜在论述1980年代文学的成规建立与正典建构时，认为《晚霞》不给答案、拒绝回答的叙述方式尽管不见得就能写出好作品，但1980年代文学史对“给答案”的文学作品（如《班主任》）的高度评价，正反映新时期文学被政治征用的特色。而正式出版于1980年的《晚霞》之所以未被“征用”，显然是因为该小说不符合新时期文学主潮，然而《晚霞》也并未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因此这部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始终处于暖昧的灰色地带。它指出问题，却不提供解答；同时，它进行思考，却未达到一定的思考高度；甚至，它指向某种宗教情怀（礼平说是“儒学”），但又不信仰任何宗教。种种叙事上的矛盾导致《晚霞》在1980年代受到两种文学语境（主流的／异端的）的误读。被误读的原因主要与文本所涉及的宗教问题有关。诸如“冬”卷中，南珊于晚点的下乡火车上对外祖父坦承她信仰上帝与基督教；以及“秋”卷中，李淮平登泰山时与寺院长老一席关于宗教（佛教）、哲学与科学的理解：
宗教一事，本为人心所设，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完全在于虔诚。古人早就说了：我心即是我佛。可见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只是后人无知，偏要用尘世的经验去证明与推翻天国的存在，才惹出这无数争论，万种是非……在这样的背景下，涉及基督教与佛教信仰，甚至隐约为二者辩护其存在价值，使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评论多认定《晚霞》一书缺乏现实积极的意义。
国家意识形态对宗教的警惕，使1979年刘克的《飞天》因描写了飞天、海离子、唐和尚在“文革”时藏身于黄来寺的生活形式，被认为是“以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乌托邦”，而在1980年代渐趋定型的文学规约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严厉的批判。为了消解唯物主义对于宗教的焦虑，即便对《晚霞》持正面评价，也必须严肃批判宗教信仰问题，甚至贬低其理论价值，诸如批判泰山老僧“宗教以道德为本，我心即是佛之类，早在16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中就出现过类似的口号，生活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老托尔斯泰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老僧只不过玩弄了一个诡辩术，把陈年老货搬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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