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默思要在多大程度上对1922年年末银行举步维艰的困境负责呢？尽管他暗示应归咎于政府贷款，然而安立德却将银行的种种症结归罪于唐默思。1928年安立德在给国内外贸易局局长的报告中称：“银行的这位美方协理应当是银行的实际当家人，银行命运多舛，时乖运蹇，原因就在于作为首任美方协理的他，对银行业务一知半解。”①
安立德也是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唐默思的评判也有些求全责备，过于苛刻。有许多因素不是唐默思可以左右的：2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美方在远东地区聘用才能卓越、经验丰富的银行家所显露出的捉襟见肘，太平洋拓业公司的种种麻烦，从美国汇兑银行继承而来的哈尔滨分行出现的一片混乱，美国投资人对中国人的无知和轻视，中国政坛的频繁更迭，经济的破产，中方和美方在利益上各揣心腹事。再者，银行日常管理事务统统落在了唐默思肩上。唐默思从根本上说就是个促进者，是个推销商，在这些方面，他在银行中做得很称职。安立德的控诉贬低了唐默思的真实功绩：他的献身敬业，他的坚韧不拔，他的满腔热忱，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他对中国人观点的感同身受，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使懋业银行不仅在组建阶段能够维系，而且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安立德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懋业银行实实在在的复苏视而不见。1928年懋业银行倒闭，究其原因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唐默思时代。
然而，就懋业银行的诸多内部问题，唐默思还是难辞其咎的。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乐观主义者，在没有足够训练有素的中西方银行员工的情况下，组建扩张了多个分行而且加以运营。他无视明显相反的证据，还是对中国员工的诚挚可信、公正廉明以及中国政府的还款能力和诚意怀有盲目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从未真正对银行实施掌控。这样一来，他对银行各部门以及分行究竟发生些什么可能并不知晓；他为美国雇主所提供的银行情况的描述也就难于精确了。
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失败呢？特别是在唐默思在英美烟草公司经理任上志得意满之后，又特别是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在华商务专家的身份背景之下？首先是他被压在他肩头的责任和要求搞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徐恩元重病在身，又缺少可以信赖的、才华横溢的部下，迫使唐默思单枪匹马，驾驶懋业银行的巨轮在迷雾重重的迷失之地独掌舵柄。唐默思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处理银行里针头线脑的个案。其次就是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银行家，但他称自己有信心像经营其他商业实体一样去开办银行。结果，唐默思对于懋业银行少数几位可信赖的银行家的理性忠告置若罔闻，而且对下属和外界批评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当他一想到别人不像自己那样熟悉中国。同样，当美国投资人向他提及有关银行发展进程的问题，他的策略也是极力辩解。他原指望可以获得他在英美烟草公司曾享有的权威，那种令中国人都肃然起敬的权威。与之相反，他与美国合伙人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到不适，也许还有点缺乏安全感。
第三，唐默思沉醉在英美烟草公司的辉煌中难以自拔（在一定程度上，他错误地理解了其中的原因）。他以为他可以从他的烟草生意管理转型到中美合资的懋业银行上来，然而银行经营与烟草工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就后者的情况来说，英美烟草公司通过雇佣经验丰富的烟草商来销售其产品，从而转化了一个现成的中国烟草营销网络。然而现代中国的银行业，被证明是个新的、有风险的领域，本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专业人才。尽管唐默思在烟草生意经营中可以指点江山，然而就银行的管理技术而言他还是初出茅庐。此外，中国的政治和官方政策尽管可以影响到烟草工业，但它们对中国银行的行为和命运影响更甚。
最后一点，唐默思对中美合作思想一直情有独钟，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证明这个思想切实可行的一次运动。他曾对盖伦·施栋说：“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功败垂成，我可以坦言相告，再不会有他人来犯险一试。假如我们的团队成功了，我们将会为美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开拓一条基础坚实的路径，使他们开始着手中美之间的贸易活动。”可问题是关于合资公司和中美合作，中国投资人和美国投资人的观点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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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嘉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