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自唐朝起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宋朝时又与广州、泉州同列为对外贸易重镇，明朝时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口之一，清朝时为全国四大海关所在地（即浙海关），鸦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口通商城市。
宁波商人从航海、贸易、工矿实业等拓展到金融业，又从典当、钱庄、银号等旧时金融起步拓展至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现代金融业。宁波商帮的兴起和参与在此间起了重要作用：宁波人善于生意，很早就在全国各地开设金银、药业、绸布、南北货、食品、水产、钟表、五金、化工、颜料等铺号商行。大家耳熟能详的百年老字号，如上海老凤祥银楼、上海宝大祥绸布店、天津物华楼金店、北京同仁堂药店、香港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以及上海的冯存仁堂、蔡同德堂、童涵春等三大国药号药铺均由宁波人创立和经营。胡雪岩失事后，宁波人开设的钱庄出巨资赎回了杭州胡庆余堂。民国后，宁波人又在上海、武汉、天津、杭州、北京、西安等地投资发展，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华商电车公司、上海中华煤气公司、广州自来水公司、汉口利济水电公司等都是由宁波人以及宁波人开设的钱庄出资设立的。早期，宁波人还大量投资沙船业和轮运业。不仅如此，宁波商人还向世界拓展，将生意做到欧洲、美国、东南亚等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金融源于商品货币经济。当宁波的实业家收获巨额利润后，更进一步参与金融业，井率先迈出步伐，为中国的金融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如建立过账制度和汇划清算办法、在流通中使用银元、以银元为记账本位、按日计算拆借利息等；在组织形式上，从独资、合资到股份公司，聘用经理人，将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远期交易；扩大商业信用，增加银行资本；开设民族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各种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上海女子银行、上海日夜银行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行长也均由宁波人创设和担任。
据民国24年（1935年）中国银行业年鉴统计，是年全国共计有银行134家，减官办银行后为102家，其合计拥有资本1.17亿元，其中与甬商有关的银行为48家，资本合计达到了0.53亿元，占了当时银行家数的47.1％和银行资本的45.3％；在当年发行的有价证券和银行兑换券中，甬籍银行的发行量分别占了39％和56.1％，所以当时国人称：“全国资本集中于上海，上海资本以金融为最，金融资本則以甬人居其先。”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甬籍银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甬籍人士稳健的经营作风与良好卓著的信誉。
在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一阶段，凭借宁波人吃苦耐劳、善于计算、敢于冒险．并能团结同乡、全力以赴的精神，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中，实力强大的宁波商帮逐渐形成．宁波的工商前辈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与金融家。其间，在上海、武汉、天津、杭州等城市的钱庄、银行、保险等的同业公会和总商会中，宁波人身居要职。仅上海一地，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自民国6年（1917年）2月正式成立，一直到民国38年（1949年），共换届14次，除个别情况外，会长、副会长均由宁波人担任，在全部理事、监事中，宁波人占了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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