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丛书·内山完造：魔都上海》共六种，分别为：《内山完造：魔都上海》、《杜威：教育即生活》、《罗素：唤起少年中国》、《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萧伯纳：我的幽默》、《萨特和波娃：对新中国的观感》，记录20世纪中国文化界同世界的对接和交流，在世界的视角展示当时中国学界、文化界的踌躇、迷茫、渴求，同时也从世界级大师的视角观看中国、阐释中国。
在中国访问、居住的世界文化名人在中国的行迹、演说等极大地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文化，他们的思想言论涉及范围极广，大到当下中国发展中的困境、国民性，小到儿童教育、人生思考等等问题，大师们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其中的有些理论至今仍在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
重新跟随大师的足迹，回味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重读大师的经典理论，体味经典学说的永恒价值。
《亲历中国丛书·内山完造：魔都上海》
内山完造1913年首次来华，以后在中国长期居住。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在中国期间，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鲁迅先生曾在给内山完造的赠诗中提到，内山完造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由于广泛接触大江南北多阶层的中国人，内山完造得以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得以博览群书；“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本书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
我观察中国，已经有20多年了，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只有一件事情——对于同一种中国文化，人们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假如说这是因为人都有左右两只眼睛，倒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这真是很不可思议。
右眼看到的中国文化，与左眼看到的中国文化，显然是有区别的。同样的东西，在右眼看来和左眼看来，形象却颇为不同。我暂且将这两种文化，一种称为文章文化，另一种称为生活文化。这种区分，虽然未必一语中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名称会比较容易理解。
所谓文章文化，自然是说表现在文章里的东西。而生活文化，是活生生具体存在的东西。这样说的话，文化的这两种区别不仅限于中国。必然会有人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吧。然而，以我在中国所观察到的来看，不得不为这种区别的鲜明感到吃惊。
比如，长江沿岸经常可以看见桃花李花盛开，杭州一带疏影暗香的老梅枝头也开满白花，金木犀和银木犀（桂花）繁茂如林。在这样的地方，却大多并列摆放着两三只甚至五六只臭不可闻、脏兮兮的大粪桶。但是，将这种反面事实通过文章表现出来，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种实际的景色在文人墨客笔下，当然是用精炼的华美辞藻表现出来的，所以写成的文章，不外乎是些梅香馥郁、虬枝峥嵘、如湘娥之姿浮于月光等等一套。这么一来，那些臭不可闻的大粪桶，就在文章里找不出半点踪迹来了。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总之，表现在文章里面的中国文化，与实际生活绝不是一回事。实际生活则是另在别处。换句话说，实际生活，只有在生活里才能体现。
因此，我才把它们暂时命名为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在我看来，日本的大部分研究中国的专家（不分左派与右派），所研究的不过是文章文化而已，具体地观察或是研究中国生活文化的人，几乎没有。至少，我还没有亲眼见过。
这样看来，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和中国的文章文化制造者，真是成了一对好兄弟，都是同一类文章的玩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中国所谓的文章，只是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一方面，用文字巧妙地组合后书写下来的东西而已。所以，它只是一部分的记录，而不是全部。同时我也相信，如果以这种文章作为生活的标准，是不足以完全采信的。
但为什么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只是埋头于研究文章文化，而不管其他呢？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日本的研究专家非文章不信，非文献不信；不论这是如何千真万确的事实，只要在文献中找不到，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与其说是我亲眼所见，或是事实如此，倒不如说某书某节如何如何写法更有凭可依。这就是日本研究专家的态度：既不可思议，又滑稽之极。 节选自《文章文化与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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