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都是在发明者的私人权益保护与公众对新发明和信息使用的利益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关于向贫穷国家提供低成本救命药物的辩论也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立法的一个重要部分。绝大多数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负担不起专利药物。一种救命药物的专利虽然保护了生产药物企业的知识产权，却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1976）的第六条（生存权），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1976）第十二条，而这些条款旨在“可达到的最高身体和精神健康标准”的权益。如果财产权是一项人权，’那么它必须与其他权利保持平衡，而不应该超出生存权和健康权。如果它超出了这些权利，那么执行救命药物的专利权就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发展中国家为了向其公民提供负担得起的抗艾滋病药物而施加的压力，导致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包含有一项“强制许可”条款：在出现“公众健康危机”时，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生产专利药品的仿制药。从非洲艾滋病危机和“9-11”后炭疽恐慌事件两次公共健康危机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中可以看出，“第一世界”国家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方式极其伪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真正服务于谁的利益极其明显。虽然美国和欧洲制药企业因南非政府生产仿制专利抗艾滋病药品而提起诉讼，但美国政府对“9-11”后炭疽恐慌事件的反应是明显不同的：通过引证炭疽为公众健康危机，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强迫德国公司拜耳（Bayer）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出售其抗炭疽专利药品，并威胁说如果公司不答应，就要援引强制许可条款。突然之间，拜耳公司和其他制药企业的高额利润率在北美成为了主流媒体的重大新闻。以“公众健康危机”为由，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挑战拜耳公司的专利权。结果是，这次“公众健康危机”造成了美国境内总共13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加拿大境内没有发现炭疽病例。然而艾滋病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数百万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死亡，却构不成一次“公众健康危机”，因而无法为违反专利权提供正当理由；事实上，一些制药企业起诉南非政府制造抗艾滋病仿制药品违反了专利法（Joseph，2003）。
于是，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立法实施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服务于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使其知识产权法律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一致”，工业化国家专利持有人的财产权也同样如此。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和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是无法实施的（Wade，2003）。另外，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并导致经济发展的论证也值得怀疑；事实上，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给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后果（May&Sell，2006）。对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也表明：弱化的或者不存在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成功是有帮助的，从前的“盗版活动”有助于基础结构发展和技术能力提高（Brenner-Beck，1992）。较贫穷国家建立保护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的框架也要花费高昂的成本。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从较贫穷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的资金净流出值得人们注意：美国2002年收到的年度付款是190亿美元；而巴西年度资金流出是5.3亿美元，中国达51亿美元，印度也有9.3亿美元（世界银行，2002a）。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只有六个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和瑞典）从国际专利保护中受益，而其他国家都经受不同程度的净流失（McCalman，2001）。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结果是寻租行为而不是技术转让或经济发展。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动机是为了减少音乐、影像和软件产业中的疯狂盗版，而对诸如基因工程植物和生物等生命形态应用知识产权制度，则威胁了世界上较贫穷地区本土社区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批评家认为，与农业有关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了企业权益，同时却否认了农民权益（Blakeney，1997；Rifkin，1999；Mooney，2000;Shiva，2001）。下面让我们审视这些批评，并考察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对人权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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