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红军，1977年11月生，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电子工程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工程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曾经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863”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委托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许英杰，河南鹿邑人，生于1986年，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企业跨国经营与社会责任研究，曾参与国资委“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国土资源部“矿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等多项课题，并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在《企业社会责任：好的、坏的和丑陋的》中，苏哈布拉塔·博比·班纳吉试着去描述企业社会责任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以及丑陋的方面。在描述好的方面，笔者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论述告诉我们什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为什么商业企业（Firms）应该为广泛的社会负责以及企业要想变得更加负责任应该做些什么？在描述坏的方面，笔者注重这些观点和论述后所隐藏的东西：为何利润积累的需要和股东价值最大化总是不能创造出双赢局面，反而常常导致剥夺，为何当前的政治经济引发了对社会的经济俘获，使世界上千上万的人口边缘化。在描述丑陋的方面，笔者关注于无情的企业和政府公关活动是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坏的方面创造性地描绘成了一种对美好的错误感觉。

　　★这本书是一个杰作，它谨慎地网罗并尖锐地责问了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如何管理企业拥有的资源来处理全球贫穷、压迫和环境恶化问题？Banerjee并没有以一种油腔滑调的声明或简单的安排方式呈现给我们。相反，他巧妙地阐述了挑战的范围并清晰地评估了至今为止对企业社会责任适当性的价值性回应。
　　——休·维尔莫特英国加迪夫大学

　　在另一件直接共谋的案件中，法庭以“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起诉了来自于德国钢铁制造者和武器制造商Krupp公司的12名被告，因其公司在德国工厂中掠夺被占领国的公民财产和工厂，以及在流放期间使用战犯和集中营囚犯作为强迫劳工。共谋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被告“作为首犯和协从犯，制定了深思熟虑的设计和政策，无视当地经济的需要，以残忍的方式用德国武装力量占据远远超过其自身需要的领土”。11名被告被判“驱逐、剥削和虐待奴隶劳工”等罪名，该公司也因其在许多其他武器生产商拒绝使用集中营囚犯时，专门要求使用集中营劳工而担负法律责任。法庭总结得出，Krupp公司在雇用奴隶劳工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因此，这既归罪于公司，也归罪于个人被告。正如Ramasastry（2002）所说，法庭裁决的法律解释是，一家企业可以计划和实施犯罪行为，但从此以后，它的雇员和企业自身都要为此担负责任。但是，在企业行动者、作为企业行动者雇员的个人以及国家行动者之间分摊责任的法律困难尤为复杂。尽管Farben公司和Krupp公司的雇员因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奴隶劳工而被判刑，但是第三帝国有名的大金融家Dresden银行主席却逃脱了检举，因为法庭判定，为犯罪活动提供融资没有违反国际惯例法，尽管金融家早就了解这些活动性质。在另一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企业践踏人权的案例中，八名日本矿业公司的雇员被认定有罪，他们被判在战争期间犯有强迫劳动以及在中国台湾虐待战俘的罪行。在这个案件中，英国军事法庭判定，被告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该矿业公司雇员的身份参与到了侵犯人权的活动。在审判期间，企业和日本军人在虐待囚犯问题上相互指责，军队官员认为，劳工安全的责任在于企业，因为向战俘分配劳动时间、工作任务和设备的是企业，不是日本军队。
　　如果证据充分，直接共谋很容易得到证明，但是在证明间接企业共谋中，确认和分摊专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任却具有一定的挑战。了解纳粹时代明显践踏人权的案件中责任是如何确定的，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案件中跨国公司与专制政府在侵犯人权方面的共谋。当前，在法律理论方面的争论集中在，从东道国政府的强迫劳动中获得利益的跨国公司是否能在起诉中承担责任。在战争之外的情况下，使用强迫劳工的刑事责任问题变得模糊了。最近在美国的联邦案件已经裁定，在知情条件下接受使用强迫劳工带来的利益并不能作为确定责任的充分条件。当跨国公司故意地与专制政府合作并且在政府军队实施人权践踏的基础上持续获取经济利益时，会发生什么呢？一些法律理论家认为，如果镇压和践踏人权是有利可图的条件，那么，跨国公司就应该负有责任。另外一些人则不同意，认为东道国政府应该是有罪的一方，应该受到国际法的控告。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这与在非洲运营的石油公司所采取的立场相同，在这里，它们的战略是将责任转移到东道国政府身上，因为它们认为，人权“属于政治领域”，企业不应该涉及，就像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对自己的情况所描述的那样。
　　虽然在执行国际习惯法方面没有普遍认同的法律机制，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已经在使用《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ATCA）来扩大军事法庭判决的范围，该法庭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用于审判当代跨国公司共谋践踏人权的案件。AT-CA允许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践踏人权的受害者在美国法庭起诉违反“国家法律”的犯罪者。尽管军事法庭的关注焦点是确定个人被告的责任，但是最近许多的案件已经开始试图迫使企业以法人身份承担责任。
　　……

第一章  企业社会责任：历史回顾
第二章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透视
第三章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理论：一个批判的观点
第四章  企业公民的问题
第五章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困境
第六章  可持续性带来的危险
第七章  人权问题
第八章  企业社会责任的政治经济学
第九章  替代性愿景
统计附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