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论（第二卷）》：
临摹是一种常见的艺术研习方法，它在著作权法上有一定的意义。《著作权法》第52条第1款曾经规定：“本法所称的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立法者在罗列了八种具体的形式后仍借助于一个“等”字来了结“复制”的含义，可见它有多么丰富的存在形态。
当然，不同的复制形式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就临摹与法律列举的其他几种相比较，可以看出，其他方式都是用机器设备来完成的，其中拓印的“机械化”程度虽然不太高，但基本上仍是非常被动地再现既有的作品，而临摹的特殊性则在于，它是完全“人工化”的，虽然临摹者模仿的是他人既有的作品，但是他仍然有一定的主动性，即他在临摹的过程中可能将自己的技能、理解融合到临摹的结果中去。甚至可以说，临摹者有时实际上会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对被临摹作品的篡改。但是，无论如何，临摹还是对原作品的一种再现，即使在再现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也是对原作的（实质上的）部分再现，也就是复制。有没有将原作糟蹋成面目全非的？也许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那种做法已经与临摹无缘了。
由于复制权专属于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故临摹也成了一种受到法律约束的行为。这会妨碍艺术学习和进步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著作权法中还设计有合理使用制度，它确保为了学习、教学、版本保存等目的可以自由、无偿地进行临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临摹在法律上的意义却变得模糊不清了。《著作权法》经过2001年10月的修订后，上述复制的定义被挪到了前面。新法的第10条第1款第5项规定：“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不难看出，“临摹”已经“蒸发”掉了，一点声息也不曾留下——笔者曾经试图找到立法者的一些书面解释，但是，一直不能如愿。（不过，从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立法资料选》第21页可以看出，直到1999年1月，《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对复制权的定义中还是列有“临摹”一词的。）
那么，后果是什么？也就是说，临摹还属于作者著作权所涵盖的行为么？如果单纯从复制权的定义来看，一两种使用方式没有列入定义并不妨碍将其理解到权利当中去，因为，如前所述，立法者采用了“等方式”一词，这表明被列举的方式只具有示例的性质，而没有穷尽实际存在的可能。因此，只要能够通过适当的解释，说明临摹与复制的内在联系，就仍然可以将其纳入复制权。换而言之，临摹的法律属性并没有因修法活动而产生变化。
但是，这种结论面临一种逻辑上的障碍。既然立法者原本在法律中列举了临摹，在修改法律时单单删除了它，却没有触及其他七种示例，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定义的行文结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立法者对它的认识生变了。
立法者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么？当然可以，而且他的认识一旦变化，全国的法官也要调整自己的立场。
然而，这个结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如果它成立，就意味着新法生效后临摹不再会涉及作者的权利，可以任意发生了（是否会触犯原作者的精神权利，另当别论）。可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0项却仍然保留原来的规定，称“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属于合理使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0月作出的关于著作权法的解释第18条第2款再次肯定了这一点（注意，在这项规定中“绘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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