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当托尼·朱特谈论欧洲的时候，欧美各国政要、学者、社会精英都会认真聆听！什么是欧洲？欧洲将何去何从？欧洲统一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翻开托尼·朱特《论欧洲》，更新我们对欧洲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
欧洲，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进程，正以毫不声张的方式重塑着现代世界。目前，具备成为全球大国的实力或潜力的政治实体只有三个：美国、中国和欧盟。有乐观者声称，21世纪将是欧洲的世纪。
但对于欧洲的未来，托尼·朱特持审慎的态度，甚至自称为“欧洲悲观论者”。通过明晰、理智和优雅的文字，他将这块曾经分裂的大陆视为一个变化中的整体，梳理了“二战”后欧洲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西欧战后复兴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势将永远不会重现；而接纳梦想“回归欧洲”的东欧诸国，给不再繁荣的欧洲带来沉重的负担；失业、老龄化、移民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正在加剧，并到处掀起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浪潮；作为欧洲政治安全阀的社会福利体系压力倍增，面临崩溃的危险……
以其敏锐的观察和深邃的洞见，他指出，“欧洲”理念越来越浮夸和违背历史事实，欧洲已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欧盟只有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恰当的评估，正视未来危机的征兆，停下扩张的脚步，完善“现实存在之欧洲”的制度，才可能走出困局。
清醒、坦率且极具说服力，托尼·朱特对欧洲历史图景的还原和未来前景的分析发人深省，因而深受欧洲领导人重视。对希望洞悉未来世界格局的读者而言，《论欧洲》不可忽略；而对急于应对社会变革挑战的读者来说，《论欧洲》不可不读。

托尼朱特所获赞誉

世界主流媒体：

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
——《时代周刊》（Time）

一位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锐的思想家。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笔流畅，叙事强如海涛，论战笔锋更盛……他能够在过去中洞见未来，使其著作充满独特的时代感。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欧美政治首脑：

托尼·朱特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欧洲议会议长）

我非常赞同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关于欧洲的论述。欧洲过去曾经历许多恐怖的事情——大抵也正因如此——恰是欧洲人应该给世界提供一些中肯的建议，以避免重蹈覆辙。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欧盟委员会主席）

托尼·朱特摆脱了陈腐的冷战模式，合理评价欧盟的角色，为理解欧盟提出极富启发性的崭新观点。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英国保守党领袖）

欧美著名学者：

托尼·朱特是拥有广泛倾听者的权威，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一名关注20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朱特不但记录下而且也代表了世纪之交的意识形态巨大转变。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

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学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托尼·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学家，他最为独特的成就之一是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历史相整合，以揭示一种在思想与现实、理念与行动、书籍与人群之间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到并传达宏大的图景，同时，还能深入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数专业学者两者都做不到，他们只在这两者之间飘着。但朱特既能够谈论这个大图景，又能阐释在当下它为何重要。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

与自己辩论，尤其是与自己的激情辩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标志。朱特只要一息尚存便从未停止思索。……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政治评论家）

托尼·朱特的这部优雅著作将引发两大战后问题的讨论：什么是欧洲？以及，欧洲将何去何从？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美国著名外交政策顾问）

近来，许多有关欧洲的书，不是一味颂扬欧洲大陆过去的辉煌，就是过早地为欧洲的超国家一体化额手称庆。托尼·朱特这本书则非常与众不同。对于许多美国政治观察家的欧洲浪漫主义，及其夸大制度重要性的趋向而言，本书无疑是一剂振奋人心的解毒剂。
——威廉姆·赛峰（William Safran，科罗拉多大学名誉政治学教授）

第二章  东方之请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 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 。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 。
 

后记
今天关于欧洲前景的讨论一般会在潘格罗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间摇摆， 也就是苍白的保证和可怕的预言。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欧盟几乎不可能一边实现让联盟日益紧密的承诺，一边按照相同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取得的一切将因此崩溃，或者毫无意义。欧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并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么了不起。毕竟，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
不过，无论在原则上多么诱人，让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承诺也许是不明智的。为了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更恰当的评估，并对传统国家的合适地位保持延续性的认识，我不想暗示国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应该认清民族和国家的现实，而且一旦被忽视，它们就将成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来源。
此外，旧式的民族国家也许的确更能赢得集体性效忠，更好地保护弱势者，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并弥补跨国经济形式的不确定性。在这点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实体拥有某种长足的优势。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重组已经成为现实——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当然还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会回到过去的宪法和行政形式。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励对现有国家的进一步分割，无论是以自我表决还是欧洲的行政联邦主义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远远超过了带来的好处。
欧盟是否应该接纳东欧国家呢？关于“欧洲”应该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统一大洲的边界，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另一方面，出于我曾经暗示的理由，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无法按照相同的标准加入欧盟。相反，从经济上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让欧盟以这样的标准吸收东欧国家只能是慈善之举（听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么，西欧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让我们把文化的亲缘性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西欧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欧和东欧分离，是否意味着它失去了自身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对于布鲁塞尔的规划者而言并非如此，他们的“欧洲”正在日益变成世俗和物质的联盟——单一货币就是其最新的目标。今天的西欧人认为，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口与经济威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对于更为传统的威胁，欧洲所有的防务规划者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唯一的重大军事威胁。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是。更加难以判断的是，如果一个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盟把势力范围日益向前者当下的边界推进，俄罗斯的威胁是否会变得更大。显然，西欧和中欧的大国一直以来都认同要在俄国和本国之间保留缓冲国家。但让许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是，将这些缓冲国正式纳入欧盟是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扮演地缘战略的角色。
西欧人的争论还自恋式地集中在欧盟本身的机制上。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关于扩大和深化联盟的争论就简化成了纯粹的决策程序问题。欧洲集体行动的决定应该采用一致同意（像现在这样）还是多数同意原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多数派应该如何界定，他们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尔穆特·科尔、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入多数同意原则，以避免在试图满足那么多成员国不同利益和诉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僵局；而英国和一些较小的成员国则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正是夏尔·戴高乐动用该否决权将英国人关在了欧盟之外！），以避免出现有违它们利益的决定——甚至为了避免出现过多任何类型的决议。上述矛盾被推上前台绝非巧合。面对艰难抉择时，在“十五国欧洲”获得压倒性多数都几乎不可能，更别提一致同意了。
防务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欧盟在这些领域一向死气沉沉（尽管除了部分参与的法国，它的重要成员都是北约的完全参与国）。虽然美国对波斯尼亚进行了有效干预（也许有点儿晚），但欧洲不可能继续在军事上无动于衷；由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约，美国无法在每次有需求时都能介入欧洲事务。在军事或外交问题上，欧盟完全无法让成员国达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动。既然在十五个成员的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当成员数进一步增加后就更不可能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说欧盟及其前身曾经好比联合国——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决定，在艰难或关键问题上提出异议或者同意暂不做决定——那么现在它似乎变得更像国联，对于自己反对的决定，成员国干脆拒绝接受。与因为某个成员国的拒绝而无法达成一致决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损失相比（比如希腊拒绝承认马其顿，或者意大利因为与斯洛文尼亚长期的琐碎的边界纠纷而坚持阻止后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国和其他较小国家在内的多数成员赞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拒绝，后果将严重得多。
那么，保持欧洲的稳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国的内部问题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欧人普遍利益的吗？事实上，这是东欧人认为自己应该加入欧盟的最有力论据——避免东欧民众间的矛盾，避免因“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失败造成国内动荡——这对于离它们最近的西方邻国最具说服力，特别是德国。但上述论据的出发点纯粹是以防万一，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试图通过不完全成员资格和临时关系等手段来满足东欧人的要求，而且与欧盟正面临的实实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难相比，它所代表的只是未来和假设的问题。即使欧洲的大门真的因此而打开，结果也只会是联盟意义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协。此外，“欧洲”的保护伞很可能不会超过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许还包括斯洛文尼亚），使它们成为萧条的欧洲远郊。更东面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只能靠自己了，它过于接近俄罗斯及其利益范围，西方对其挑衅式的吸收和联合都是不明智的。
从现在开始，欧洲将以三种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国主导：原先的西欧（1989年前的）改由德国领导——大多数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客对此可能感到不情愿；支持德国的中欧国家，它们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德国能在扩大后的欧盟中扮演温和的角色；反对德国的中欧国家，在东部和南部邻国眼中，德国带来的更多是负担和威胁而非利益。后两者很可能会融合成一类——就像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所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当然，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不均衡的比重并非新现象。但与过去相比，受此困扰的不仅是焦虑的邻国，也包括德国本身。
在1989年前后的几年间，联邦德国领导人曾急切地向法国等国保证，完全恢复主权的德国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从1990年开始，出于同样的考虑，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在迫切地为自己向东欧扩张的战略寻找合作伙伴：与欧洲“快车道”的成员共同行动的话，波恩看上去就不那么显眼了。因此，与直接以德国公司的名义投资东欧相比，通过奥地利的下属企业或“合资企业”就不会在当地引起那么多反对。如果说1989年之前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华盛顿、莫斯科或巴黎，那么统一后的德国考虑的则是如何体现本国实力以及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地位，不再顾及是否会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惧，或者是否会引发德国人自己对民族野心重燃的担忧。
正如某些德国作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无论出于何种良好意图，德国必然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出于这个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经坚决反对统一，而且至今仍对统一的影响表示忧虑和怀疑。阿登纳及其同时代人缔造的欧洲曾经确立了后希特勒时代联邦德国的身份，但随着战后重组尘埃落定，那个欧洲现在却陷入了不确定之中。某些戏剧性的历史相似性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联盟并不等同于1938年的德奥合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扩张主义不太可能在德国卷土重来，更别说军国主义了。然而，自从1871年以来，位于欧洲中部并拥有自身利益的强大德国永远是其邻国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国首相在《世界报》（Le Monde）撰文探讨了谁该为欧洲负责，该文以“建设21世纪的欧洲”为题，占据了一个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没有提到德国！首相明确指出，欧洲的未来掌握在英国和法国手中，两国对时局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共同的担忧，越来越多地为彼此提供支持；虽然没有明言，但文中还是暗示了两国的忧虑，无论是欧洲重心的东移，还是新的决策机制（它们的利益会被数量占优的小国稀释），都将使两国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有时）有意愿和能力在外交事务中担当领导者。在大西洋联盟今后的危机中，这将成为21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保障。
上述论断可能有自我标榜之嫌，也符合英国在欧洲问题上好高骛远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将与过去形成鲜明的反差，特别是没有意愿积极介入任何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德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顾虑和目的融入到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情况是否永远如此是另一回事——纳粹的创伤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德国公众的良心上，德国的政客和选民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那么顾忌而表现得像其他大国一样：向国外派遣军队，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实现国家目标，等等。但与此同时，德国主导的欧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种奇特的惰性，它迫使成员国们将集体性国际干预行动限制在那些没有争议的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上。
由此产生的最深刻教训就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它显示了欧洲在主动性上的缺失，避免卷入事态的心理，以及除了维持现状之外没有任何公认的集体性战略利益。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也许会对美国人如此轻易地平息了波斯尼亚冲突感到妒忌。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尖刻评论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它本来早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那样的话就能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但事实上，波斯尼亚的乱局证明了“欧洲”大厦完全是空洞的，揭露了它对良好财政状况和商业利益的自私迷恋。
1991年爆发的南斯拉夫战争还在恰当的时间提醒人们，德国人不是唯一不愿看到德国在欧洲重建霸权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宣传首先谴责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然后又把矛头转向外部势力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其中最强有力的论调之一是，德国和奥地利出于自身利益正在积极地寻求恢复“日耳曼—天主教”的中欧，分裂南斯拉夫的行动是一场条顿—哈布斯堡人的阴谋。甚至支持贝尔格莱德反对党的记者也认同了对本国悲剧的这种解释。为了避免落人口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迟迟不愿积极卷入这场战争，直到四年后才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德国部队，而且仅限于执行严格的非战斗任务——甚至这都引起了德国思想界和政界（特别是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或英国的行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法国和英国人的确被迫采取了一些行动，无论那是多么有限甚至不可靠——在联合国显露出令人难堪的无能为力后，英法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遣了快速反应部队。 不过，因为这支部队是由英法两国组建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欧洲”的外衣下展开行动，它体现了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正如不存在有效的国际共同体，在国际性意图面前，同样也不存在有效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的只是大小不一的势力，而德国主导的欧洲至少现在并非其中之一。法国和英国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带来的有限主动权，将取决于两国政府选择从波斯尼亚冒险中吸取什么教训。在遭遇苏伊士之战羞辱的四十年后，英法两国将重温相对外交自主的魅力和压力。美国不再回头照顾他们，“欧洲”也不再是可靠的庇护所。
因此，1945—1989年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段插曲。这并不表示我们将回到糟糕的老路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记录和记忆，这也是为什么记忆中的事不会简单地重现。但人们也可能忘了去记忆（也许还可能忘了去忘记），而随着我们离1945年越来越远，建立一个不同世界的需求也将变得不那么迫切。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认识到实现它们的那个欧洲共同体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如果把欧盟看作万灵药，像咒语那样吟唱“欧洲”之名，在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异端面前挥舞“欧洲”的横幅并高呼“悔改，悔改！”，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欧洲”的神话不仅完全无法解决这个大洲的问题，反而阻碍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将发现，政治正确的做法几乎被等同于掩盖地方难题，仿佛仅仅提到欧洲的承诺就可以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很少有人想要否认欧洲所谓的本体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经是某种更强烈和集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做会起到一些自我实现的效果——此类愿望的确能够推动思想的发展，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无法做的，有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欧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

序言
第一章：美好幻觉
第二章：东方之请
第三章：彻底告别
后记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