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文化研究丛书:家庭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
显然,在Seo&Creed(2002)那里,制度嵌入性与制度变迁中的人的能动性形成了辩证的关系。由于制度矛盾不可避免,因此,从长期来看,制度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就是实践。实践行动者会主动积极地利用制度矛盾、调动新的制度资源,以重建新的制度。
但是,Seo&Creed(2002)只讲到有意识的改革,尤其是集体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的改革,而忽略了制度在人们的不经意之后导致的变化,个体在不经意间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后果。正是由于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因此,制度分析必须考虑把制度过程考虑进来。近来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出现的制度主义的过程主义(Barzelay and Galleg0 2006),就是这样一个新的视角。
Seo&Creed(2002)是从一个过程的角度来处理制度嵌入性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但是,是否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嵌入性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呢?这个微观的角度就是把分析单位限定在微观行动(能动性)。在这方面,Emirbayer&Mische(1998)的理论分析富于启发意义。
Emirbayer&Mische(1998)指出,能动性(agency)概念是一个含义混乱的概念,尤其是在结构与能动的关系的讨论中,学者们只是把能动性当作是与结构相对的一方,而不是把能动性看作是一个可进一步分析的概念,其本身存在不同的要素。Emirbayer&Mische(1998)认为,能动性包含不同的维度,但以往关于能动性的理论往往只侧重其中的某一个维度,从而导致片面的关于能动性的理论解释。例如,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实践理论只是选择性地关注习性和程式化实践的作用,把能动性看作习惯性、重复性和理所当然化的东西(这种观点与常人方法论和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相似)。第二种关于能动性的片面的观点是理性选择理论和现象学理论强调目标追求和目的性,第三种关于能动性的片面理论是公关与传播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过于强调深思熟虑与判断力。Emirbayer&Mische(1998)认为,程式、目的和判断均是能动性的重要构成维度,但单独来看,没有一个能涵括能动性的复杂性。如果把能动性仅仅看作这些维度中的一个,会导致我们忽略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互动方式伴随着不同的结构情境的变化。
基于这些考虑,他们试图从分析的角度分解出能动性的不同的构成要素,揭示能动性的不同维度与结构相互渗透的不同方式。他们的贡献在于把能动性放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分析。能动性既受到过去的影响(体现为习惯性的方面),又有朝向未来的一面(具有想象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能力),同时也关注现在(具有把过去的习惯与未来的想象融入此刻的情境中的能力)。在能动性中,过去取向、未来取向与现在取向融为一体。只有把能动性放在时间流动的维度中去分析,我们才能理解结构何以既能通过能动性而维系,又能通过能动性而改变。
具体来说,从分析的角度看,能动性包含三个因素:重复性、投射性、实践一评价性。能动性的第一个维度是重复性因素。所谓重复性因素,指的是行动者选择性地激活过去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从而以程式的方式整合到实践活动中去,并由此而使社会世界获得稳定性和秩序,并有助于在时间的流逝中维系认同、互动和制度。能动性的第二个维度是投射性因素。它指的是行动者凭借想象而制定未来的行动的可能轨迹,在这种想象中,过去的思想和行动模式会与行动者对未来的希望、忧虑和欲望发生关系,并因此而得到创造性的重构。能动性的第三个维度是实践一评价性因素。它指的是作为对当下的需求、困境和模棱两可的情境的反应,行动者具有在行动的各种不同轨迹中做出实践的和规范性的判断的能力。
任何行动都包含这三个因素,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其中一个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存在三种不同取向的行动:一种是更为执着于过去的,一种是更偏向于未来的,一种是更为针对现在的。不仅如此,这三个因素内部还可进一步细分。此外,行动者还会在这三种行动取向之间进行变换。因此,宏观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停滞是同行动的特定类型有关的。然而,关于制度环境与行动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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