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国十八载的日共党员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年，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这位日本人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志田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的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凶手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视为“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他还曾去过一家叫作“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用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人员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他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他在位于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两人客死中国，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是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日本的7人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来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诉他：“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待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做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儿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他们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20世纪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党员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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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