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楔子
1997年10月7日，入秋的台北市，艳阳高照。我当时是玉山票券金融公司的交易主管。一段时日以来，公司一直充斥着紧张的气氛。交易员们手握电话，时而高声讨论利率行情，时而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借钱。到了傍晚时分，15名交易员还在不断地拨打电话，生怕错失了任何可能借到钱的机会。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能借到隔夜拆款，任何利率都要接受。”
倘若在平常的工作日，一大早交易员就会依照昨天交易完成时的数字，计算当日所需的资金缺口。我们票券公司一般每天的资金缺口都在50亿~100亿新台币，通常在中午前都可以轧平头寸缺口。前台完成交易之后，后台交割及清算部门紧接着就会将所有的票据（短期票券、台银支票等）、汇款单、收款凭证，在台湾银行营业部账户进行集中清算。在大约下午4点左右，将最终余额转入票券公司在“中央银行”的账户，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在“中央银行”进行相互清算。下午6点前，进行最后一次的清算，这样整个交易清算作业就算完成了。
不过这一天情况不同，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却还有15亿新台币头寸缺口尚待轧平。交易部门里所有人都已筋疲力尽，面面相觑，沉默以对，只能静待“中央银行”最后的解决方案。
市场上有很多的传闻，说某家外商银行可能因为投机操作外汇或帮助外资炒作外汇而受到“央行”的惩罚。还有的说，这是外资秃鹰的阴谋，大买美元同时放空新台币。
天色已暗，气氛更加沉闷诡异。直到晚上7点30分，电话终于响了，台湾银行交易部门来电询问资金需求，他们正在给所有的金融机构打电话，统计资金缺口，然后紧急汇报给“中央银行”。不久“中央银行”开始释出资金。
交易部门这才又开始忙碌起来，交易员们一边听着台湾银行释出拆借款的金额，一边敲打着键盘，输入后续交易条件。当天晚上就像是一般工作日的早晨，打电话、接电话，打印机啪啦啪啦地打印着成交单据和会计传票，交易部门里嘈杂得就像是在爆爆米花。
交割员紧张地将各种票据与报表做最后核对，之后要亲自带着票据到台湾银行和“中央银行”，进行最后的交割清算作业。直到深夜，所有交割清算作业才完成，紧张而又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了。
“中央银行”为了缓解新台币短期资金短缺所带来的冲击，充分满足工商企业正常的资金需求，先后于同年9月25日及10月17日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总计相当于向货币市场释出1 300亿新台币。市场短期利率飙升现象得以渐渐平息，在此之后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途径释出短期资金，短期利率这才逐渐稳定下来。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家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看见报纸的头版上一个斗大的标题——《台湾隔夜拆款利率创新高，达11%》。1997年10月23日，香港银行同业隔夜拆款利率更是飙升至300%，港股随即出现暴跌走势。这一切源于，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放弃固守泰铢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政策，转而采用浮动汇率政策，泰铢剧贬，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许多国家货币出现巨幅贬值，同时股价滑落，国民财富急遽缩水。1997年6月底至1998年底的一年半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贬值69.4%，马来西亚令吉贬值79.3%，菲律宾比索贬值62.5%，泰铢贬值61.7%，韩元贬值50.8%，新加坡元贬值43.7%，新台币贬值42.6%，日元贬值幅度最小，但也达到33.8%。东南亚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导致外资对东南亚市场信心动摇，外资纷纷撤离亚洲市场，再加上区域性共同基金的赎回压力，即便是金融体质较为健全的新加坡、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亦受到严重的冲击。
1997年10月，国际金融投机客进入台湾金融市场，他们故技重施，以卖出新台币买进美元的策略进行货币攻击。“中央银行”以台湾将近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之对抗，此举意图相当明显，就是要稳定汇率，以抵挡新台币大幅贬值带来的冲击。“中央银行”抛出大量美元，满足货币市场的需求。然而，回收新台币再同时释出美元，会导致新台币短期资金短缺，短期利率因而会持续飙涨，造成台湾银行业之间隔夜拆款利率的大幅波动。不久，捍卫新台币的措施、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以及“中央银行“强力固守汇率的努力，致使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不断攀升，金融市场失序。“中央银行”最后也不得不宣告弃守。台湾在这波“台币护盘”行动中，白白损失了80亿新台币。
其间，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再度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同委内瑞拉前任总统查韦斯一样，马哈蒂尔在大力抨击西方霸权势力，尤其是美国的货币强权方面从不手软。1997年7月，眼看外资投机客持续看空马来西亚令吉，马哈蒂尔忍无可忍，不断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大力抨击西方势力放任投机客的行为，让他们一手挑起这场亚洲金融风暴。西方霸权势力，以美国为首，企图教训亚洲国家，迫使亚洲国家迎合西方的人权与民主要求。国际间的观察普遍认为，从马哈蒂尔多年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故意抨击美国量子基金等外资金融机构，以转移焦点，为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减缓找借口，借以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不满。马哈蒂尔的这番“阴谋论”完全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民族主义论调，以及坚决的反美帝思想。
索罗斯的秃鹰传奇
国际金融市场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让人闻风丧胆。传奇的金融奇才、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乔治·索罗斯，于1930年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中上层家庭，家境称得上富裕。索罗斯的父亲提瓦达是名律师，在父亲的培养下，索罗斯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毕业之后他自认可以成为一名哲学家。但现实的生活问题必须要考虑，不能靠哲学养家糊口，几经思考，他转向金融界，学习金融操作实务。在英国几家证券公司工作几年之后，1956年他来到了纽约，走进美国华尔街，这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契机，从此他在国际金融操作领域如鱼得水，开始了辉煌的投资生涯。盛名在外的量子基金，是乔治·索罗斯旗下经营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几个对冲基金之一。
量子基金由索罗斯和吉姆·罗杰斯于1970年共同创立。自成立以来，量子基金多次以其灵活的金融工具成功地袭击了许多国家的货币，获取了暴利，由此得名“金融秃鹰”。量子基金令人闻风丧胆，同时也使索罗斯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著名的投资专家之一。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92年欧洲货币之役。
1989年11月，柏林墙毫无预警地倒塌了。天资聪颖的索罗斯预言，欧洲经济必然将发生重大变化。他首先紧盯英镑的变化。1992年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史莱辛格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汇率固定的话，那就错了。”索罗斯认为史莱辛格是在影射已经虚弱不振的意大利里拉。他认为有利可图，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一鼓作气大赚三亿美元。首役大获全胜，更令索罗斯充满信心。他乘胜追击，随即放空英镑，购入德国马克，又一次空前的胜利让他大赚10亿美元。
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大举抛售英镑，英国政府随即将基准放款利率提高2%，紧接着，又继续调高5%，防止英镑进一步贬值。不过英国政府最终护盘失利，索罗斯名利双收，被誉为“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
欧洲货币之役令英国与意大利元气大伤，不得不宣布退出被视为欧洲整合象征的“欧洲汇率体系”。市场传言，索罗斯投机英镑时，拿走了英国纳税人的钱，让英国政府颜面尽失。但他却丝毫不受这种道德问题的困扰，辩解道：“即使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英镑危机还是会照样发生。”
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洞察先机，与他在20世纪60年代于华尔街学习金融操作的经验有关。他最擅长操作汇率，并且特别青睐三角套汇。当时全球金融市场尚未全然接受这个颇为冷门的科目，索罗斯却对它情有独钟，研究得相当透彻，这也成为之后他在国际金融市场操作中大显身手的独门利器。
索罗斯在欧洲货币市场成功狙击里拉、英镑之后，开始将目光焦点转移到东南亚地区。1997年5月14日，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投机客齐聚泰国曼谷，国际游资逐渐汇集，并且开始一路打压泰铢。到了8月底，泰铢的贬值幅度已经高达50%，投机客因此获利颇丰。紧接着他们又转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其他国家，金融风暴之后又扩散到东北亚，最后更是扩及全球。
亚洲金融风暴引起了亚洲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应。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东南亚国协年会上，当着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面，毫不掩饰地指责美国政府刻意纵容索罗斯之流。马哈蒂尔指责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新金融商品为攻击武器，打击亚洲新兴国家，换句话说，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强取豪夺，通过摧毁他国经济，获取暴利。不过索罗斯自始至终坚决否认马哈蒂尔的指责。
各国政经领袖在2007年6月于新加坡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中谈及1997年那场扩及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并警告说，亚洲国家需慎防全球金融体系及贸易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亚洲地区多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旺盛的出口、高储蓄率与不成比例的低消费，将逐渐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使出口旺盛国家无法维持高速发展，可能会再度面临危机。贸易失衡可能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出口贸易是中国台湾的命脉，赚取外汇、累积外汇储备是全台湾人民努力的目标。每个月台湾“中央银行”都会骄傲地公布台湾的国际贸易顺差额、累积外汇储备在世界上的排名以及仅次于哪些国家或地区。2011年7月，台湾的外汇储备为4 007亿美元，第一次突破4 000亿美元的关卡，仅次于中国内地、日本、俄罗斯及沙特阿拉伯，名列世界第5（当然远低于排名第一的中国内地近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难道我们出口赚取外汇是错误的选择？人民储蓄过多会导致全球贸易失衡，造成金融危机？这些说法似乎违背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就算是不了解财经知识的人，大概也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
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贸易失衡“这一名词，要借助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因果关系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旺盛且竞争力强大的国家，如德国与日本，都在积极地找寻新的市场，消化其生产过剩的商品，新兴国家或地区，如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都是最重要的市场。虽然亚洲新兴国家也是主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例如韩国为发展经济，将重点放在出口及国内投资上，也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机械及厂房设备等，然而采购德国、日本的生产设备，扩大国家财政赤字，必须以外债来填补其赤字，然后以出口获利支付外债利息及本金。
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中，韩国的外债一向高于中国台湾，1996年底韩国外债高达1 635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同时期，西方国家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转向新兴市场，大量购买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债券及企业公司债券。这渐渐扩大了亚洲新兴国家的金融泡沫。
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尚不知道如何应对由外债带来的大量外资游资，造成政府财政预算及企业资本投资过度浪费的现象。大量的外资进入新兴国家，首先蓬勃发展的肯定就是房地产业，接着股市飘红，带动该国消费的起飞。
为了保障投入亚洲的资金的安全性与流动性，外资游资通常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为降低流动性风险，外资在新兴国家通常都以短期投资为主，如股票及债券市场投资。一旦形势不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抽回资金，加速逃离亚洲金融市场。第二，外资总会以外币计价债券为投资目标，或承做外币计价的企业贷款，主要还是以美元计价的目标有价证券。第三，外资提供外币资金借款，主要是以当地的金融机构为主要交易对象。因此，当地金融机构若发生流动性问题，无法偿还外债，政府肯定会出手救助，保证资金的流动性，避免本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这就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
东南亚新兴国家中，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密切，银行又与大型企业的关系密切，如同连体婴儿。因为政府与银行的亲密关系，外资投资人将美元贷放给金融机构时，会得到类似政府的保证借款。这种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说得文雅一点，叫“关系资本主义”。
讽刺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联储及财政部虽然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但为了避免连锁反应，带来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运用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援助美国国际集团、房地美（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利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机构，这也算是一种美国式的关系资本主义吧。
1997年2月11日，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停滞，以及累积了太多未偿还的房地产债务，泰国金融机构首先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投机客见状，纷纷抽回资金。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此前已经实施了14年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政策，改为浮动汇率政策。至此，亚洲金融风暴正式爆发。
多年过后，亚洲国家始终无法忘怀亚洲金融风暴之痛，各国都在学习如何减少外债并累积外汇储备。例如韩国在金融风暴之后，连续三年减少外债，至2011年6月，韩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 050亿美元，名列全球第8。若说这是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恐惧症”，应该也不为过。
第二章
美元才是最大的祸源
从表面上看，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发起货币攻击，引发了各国的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掀起了一场亚洲金融风暴。但问题是，仅仅这些对冲基金就足以掀起如此滔天巨浪吗？
仔细审视亚洲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这是美元强权的优势战争。美国在推动西方金融市场主流意识方面不遗余力，并为遏制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美元货币战争。华尔街对冲基金负责正面进攻，操作金融工具；接着，国际媒体及外资研究员适时地发布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的讯息，甚至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气氛；经济学家们则研究出一堆虚无数据及理论，不断对亚洲金融市场进行洗脑；信用评级机构配合对冲基金，适时下调亚洲国家及市场的信用评级；华尔街投资银行则负责研发金融衍生产品，并将其卖到全世界（主要是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则为对冲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提供资金融通。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门扮演救世主形象，同时会附上开放市场的条件，最后再由跨国公司清理战场——廉价收购亚洲新兴国家的资产。
这样的情形在2009年的欧债危机中重演。欧元问世10年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猪四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持续不断地发生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在欧元区统一货币机制下，牵涉到的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多的是欧洲各国复杂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情结。至今，如何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仍不得而知，欧元的前途依旧渺茫。
金融风暴之后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我们对风暴产生原因的分析渐渐加深，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国家财政赤字或裙带资本主义等原因，就如同冰山一角，暗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却是既大且深，那祸害之根就是美元货币强权。
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成熟先进的金融市场，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占美元总资产的60%。由此可见，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着全球金融市场、进出口贸易及资金流动，美元理所当然地成为游资利用的主要工具。
美元除了可以用作金融操作，美国政府的贸易与财政双赤字仍旧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2008年以来，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资金，大量印制美元，散布于全球金融市场，导致全球资金泛滥。
美国政府目前负债可能超过16万亿美元，美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寅吃卯粮的情况从未改善，这样惊人的财政赤字摆在世人眼前，却从未有机构或国家担心害怕过。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还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其中包括投资美国政府及机构的债券。美国的机构债券在全球独一无二，主要的两个发行机构是房地美与房利美。它们在美国国会的监督推动下，积极协助民众承做贷款购置自有住宅，并向投资者发行机构债券或证券化的抵押债券。不幸的是，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这两家机构成为重灾区，最后由美国政府出手接管。
美元的优势不单体现在金融市场的操作上，还体现在全球贸易上。美元至今仍占据国际间最重要的货币结算地位。举例来说，韩国与泰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近80%以美元计价，而其中仅有20%的货物出口至美国境内。澳大利亚亦有70%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而当中也只有6%的货物进入美国境内。
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方面，美元更是独霸天下。国际间主要的期货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国际油价亦是以美元报价。另外,全世界85%的外汇交易及半数的全球固定收益有价证券市场交易，都是以美元计价。无怪乎2011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还疾呼：美国目前虽然面临着经济危机，却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无可否认，奥巴马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只要出国旅行就必须兑换美元现金或是旅行支票，就算到中国内地旅行，也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承做新台币的兑换业务，但是美元却可以在中国各地的饭店、酒店、银行兑换使用，甚至搭出租车也可以直接用美元支付，这样能省下兑换当地货币的兑换成本。这就是美元强势之所在。
然而，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许我们可以检视历史的脉络，试图了解一些蛛丝马迹。
欧元：无主权货币
从全球货币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美国拥有全世界超过半数的经济产出，是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国际贸易信贷的主要来源，美元成为唯一且最有优势的货币，当时全球没有其他货币可以与之相抗衡。
各国中央银行盯住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更好地为进出口贸易定价。另外更现实的考虑就在于，一旦外汇市场发生危机，可以用美元紧急支付。如今，美国出口贸易大约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3%。1945~1980年，美国占有85%的全世界直接投资额，如今这一数字已大幅降至约20%。这两项数据显示出，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贸易及金融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不乏挑战者，先是德国，接着是日本，然后是亚洲新兴各国。从过去大欧洲整合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与法国曾积极推动欧洲的整合。1999年诞生的欧元成为“超主权货币”，换句话说，欧元不同于美元，并非单一主权货币，是“区域性多主权货币”。欧元诞生之初，国际间预期欧元将会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最强大的竞争者，后势看好。
然而事与愿违。时至今日，超主权货币反而成为德国与法国的负担，变成了“无主权货币”。欧盟27国，欧元区18国，各国政治、经济、财政、文化间的差异实在太大，经济与财政政策难以整合，加上自2008年开始，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财政赤字严重，严重影响到国家债务信用，引爆了欧债危机。欧元区每个国家享尽了统一货币欧元带来的优势，但对于欧债危机却是避之不及。2012年有段时间，台湾媒体最常报道的就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集会，他们在不断地讨论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2012日6月，法国左翼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当选总统，他虽深知法国所面临的债务危机，却反对紧缩方案，支持扩大经济发展，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主张背道而驰。当年的希腊大选更是扣人心弦，希腊人民考虑到脱离欧元区的情势危机，含泪投票给保守党，最终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腊人民将面临失业，过上勒紧裤带的生活。持续两年的欧债危机，至今尚无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我对于欧元的未来深感悲观。
欧元区如今的格局是“两大众小”，其中德国和法国这“两大”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渊源、文化情结、政治制度，还是在民众信心上，都难以相容，更别说其他小国了。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猪四国”，未来的财政改革之路漫漫，欧元的前途更加渺茫。
欧元本身不算是单一货币，勉强算是欧洲一些国家的通用货币，肩负着货币应有的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及储藏手段三大功能而已。仅仅10年的时间，欧洲国家费尽心思创立的想要挑战美元的欧元，其国际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日元：无法控制的货币
除了欧元，曾经占据强势地位的货币就是日元了。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当时的联邦德国这5个工业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操作下，使美元兑日元、联邦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此举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历史上称之为“广场协议”。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美元晋升为全球唯一的强势货币，美元贬值的戏码也一用再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大量游资流入日本，导致房地产、股票市场价格狂飙。据说当时日本东京一幢摩天大楼的价值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确实很可笑。疯狂的外资投资人拿着大把的美元投进日本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日经225指数由1985年初的13 000点狂飙至1987年底的20 000点，到1989年底达到39 000点。
经济泡沫迟早都会破灭。90年代初开始，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从此进入永无止境的“失落的时代”，至今还未能恢复过来。
因此可以说日元是无法控制的货币，日本政府在国际外汇市场完全没有掌控力量，必须靠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调控，日元处在被动的地位，无力在全球货币博弈中提升自身地位。
货币的避风港
过去20年来，某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保持强势的趋势一直都很明显，例如，美元汇率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一直保持强劲态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元才正式进入“战略性的贬值”阶段。就在这期间，1999年欧元诞生，异军突起，但好景不长，短短10年后，欧洲就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至今难以自拔。
未来3~5年，我们或许很难看到某种主要国际货币能够持续保持强势。未来汇率波动可能更加频繁，此强彼弱的互动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投资人在选择投资货币时，可能不会在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之间选择，而是在相对弱势货币与更弱势货币之间选择。
国际间对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的信心直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了货币流通的“避风港效应”。瑞士法郎、澳元与加元成为投资人用来避险的“影子货币”。
长期以来，瑞士法郎一直是最稳定的货币，被视为全球货币的避风港。而欧元诞生之后，瑞士法郎被认为是德国马克的最佳替代货币，汇率紧跟着德国经济浮动。在投资人眼中，瑞士充满了吸引力。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瑞士的经济规模太小，完全无法承担货币大幅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欧债危机之后，瑞士法郎一路走强，失去竞争力的瑞士厂商当然吃不消。工业集团ABB最近就对强势的瑞郎大感头痛。诺华公司（Novartis）的业绩以美元计价，原本有不错的盈余，换算成瑞郎，反而亏损了。避险资金大量涌入瑞士，瑞郎大幅升值，瑞士中央银行不得不积极介入外汇市场，防止瑞郎过度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2011年9月，瑞士政府突然孤注一掷，宣布欧元兑瑞士法郎汇率的下限是1∶1.2，此举立即使得瑞士法郎失去避险功能，这也是瑞士中央银行长久以来最有力的行动。瑞士政府大反扑后，瑞郎能否摆脱避险货币的角色，仍有待观察。不过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未解，投资人对瑞士法郎就有避险需求，这也是瑞郎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再看看澳元与加元。想要投资美国经济，又担心被美国财政政策拖累的人，可以买入加元；想要投资国际原材料，又担心南美洲通货膨胀的人，可以买入澳元。它们都属于资源出口国的货币，而资源出口国货币的强弱程度，几乎都与全球资源大宗商品市场的趋势保持一致。然而，同样的问题笼罩着它们未来的经济前景。欧洲问题不断，使得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经济前景面临下滑的风险。欧债危机的恶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的后续影响，都将对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出口商品的价格和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居高不下的澳元、加元汇率也阻碍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欧洲前景未明，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形势逐渐趋于悲观，澳元和加元得以持续保持强势的可能性也所剩无几了。
最不幸的就要算英镑了。英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与美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英国经济对于金融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这种双重不利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对英国的打击更大。然而，英国政府在推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方面反应迟钝，明显落后于美国政府的行动力，却正好与欧元区各国政府颇为相似。目前英国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欧猪四国”与美国，英镑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无论货币避风港如何吸引投资人，“影子货币”终究还是强势货币的影
子。美元、欧元的强势不再，这也为人民币的蓄势待发创造了机会。
人民币：完全主权货币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新兴国家逐渐登上世界舞台，其中又以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最为迅速，两国无论在人口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急速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态势，尤其是中国。中国2010年第二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335万亿美元，超越了日本的1.286万亿美元，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按美元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与日本、韩国一样，通过东盟“10+3” 机制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共同协商。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区域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导货币。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采取的让利和怀柔政策，都促成了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约17亿人口和2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2年1月底表示，极力争取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的中心地位。由此可知，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一事指日可待，人民币成为亚洲主导货币的意图也已相当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到18.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77%；而美国经济总量将会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滑落至18.08%。换句话说，2016年将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方面超越美国的关键性一年。
然而，中国至今仍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可以说是“完全主权货币”，外资很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国外投资人不能持有中国政府债券，国际外汇市场也没有人民币汇率的避险工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强势的中国政府也正是他们的优势。虽然人民币离威胁到美元的全球强权地位还有段距离，但中国的发展及主权强势让美国感到不安。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尚未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也不排除有可能产生“多元制”或“二元制”的全球货币体制，即美元与人民币共同主导的国际货币系统。
回头看看货币发展的历史洪流，不乏这样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作为当时的新兴国家，已经是世界工厂及农产品出口大国，但国际贸易还是以英镑作为主要货币。美国经历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后，创设了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务在美联储时任主席本杰明·斯特朗的主导下，积极推动国际贸易业务，引导纽约的银行购买商业承兑汇票，提升流动性，使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货币之一，大幅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大陆还在“一战”结束后的恢复过程当中，美国已有超过半数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作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其金额也已经超过了英镑。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镑和美元已在竞争国际贸易的主导权，这一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有所改观。“二元制”货币体制确实在历史的轨迹中出现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取得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强权货币地位。
2015年必定是人民币走出国境、深入全球最关键的一年。
你们或许已经知道货币战争，可你们知道的只是结果，倘若要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那就得回溯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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