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Philip C.C.Huang），男，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1966～2004年），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Modern China创刊主编（1975年至今），《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创刊主编（2003年至今）。主要著作有农村社会经济史的三卷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2000、2004、2009年再版；英文版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2000、2006年再版；英文版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和《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法律史的三卷本一《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2007年再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再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014年增订版），以及《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一辑）》内容涵盖甚广，包括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历史等各研究领域的学术性论文、研究报告或著作评论。《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一辑）》内容包含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真实起源》、《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乡村改造的实践回顾——从消去的无政府主义提取当代价值》、《大农场和小农户：鲁西北地区的粮食生产》、《家庭化——后毛泽东时代儿童福利体系新发展》等文章。

　　《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一辑）》：
　　这种不平衡结构的内在矛盾是重工业建成后其产品反而没有了销路。它基本生产投资物品，但无论农业还是轻工业都缺乏对投资品的需求。一方面农业剩余被大量转移使农民没钱购买农机具；另一方面被累积在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必然排斥使用农业机械。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如果没实施斯大林发展战略，中国劳动力多但资本少的国情会使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比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更快。但国家的强制积累政策扭转了这一自然趋势。这主要是通过保持低消费率从而降低对轻工业的投资需求来实现的。表1显示1971～1980年间中国的积累率高达33％，而且这种高积累与表1所指明的1980年后的高积累和高投资率不同，即它是在人均收入非常低的水平下被长期保持的，说明改革前的30年确实是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搞积累的年代。如从1952年的104元到1978年的315元这种低人均收人使中国人只能满足自己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反过来说，通过平均分配来保证全部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又使这种分配方式持续了较长时间。其目的是通过保持低消费来降低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压低轻工业的投资需求和确保对重工业的高投资。但这一逻辑链的结果是重工业建成后难以向其他部门销售其产品。
　　这样重工业就只能靠其自身的投资需求来维持再生产，所以这被称为重工业的“自我服务或自我循环”。（马洪和孙尚清，1981：119～125）但这种需求的产生又来自国家对重工业的进一步投资，从而又需要转移更多的农业剩余。这就是斯大林发展战略的内在循环和积累机制。在此循环中以上描述的不平衡结构被不断地复制和扩大，它的内在矛盾也不断地被累积。到了1978年左右以下的两大问题使斯大林发展战略在中国难以再持续：从投资的供给方面来看，中国的农民已经为此发展战略贡献了大量农业剩余，但却极少从中受益，他们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农业的剩余贡献能力已接近枯竭；从投资的结果来看，其他产业对重工业产品缺乏需求导致将近30年的高投资没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对全社会的回报率非常低。结果是斯大林发展战略在中国走到了一个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的临界点。
　　林毅夫等人（1994）为了使他们的“微观起步，增量改革和市场把增量资源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转轨模式”成立，曾反复争辩说中国政府从未主动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与之配套的价值转移政策。这违背了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以上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已成为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所以全会做出的提高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正是针对此问题，并改变了斯大林发展战略的价值转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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