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中国（第23辑）》：
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经济因素是促成农村适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力因素，但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向反映出我省乡镇和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10个村实地调研的数据来看，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的适龄劳动力，其年均收入在3万元左右，留在家中从事自营性农业的适龄劳动力，其年均收入在6000元左右，两者相差25000元左右。农民普遍反映，种粮劳动强度大，收益低，外出务工来得快、收入高。加上我省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粮食在高技术上继续增产难度大，这也使得本来人均耕地就少的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经济因素是促成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力因素。其次，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工资性收入。仅从阳新县来看，2013年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362元，其中工资性纯收入（务工收入）41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5%；家庭经营性纯收入165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其他纯收入（财产性、转移性等）573元，仅占9%。
从我省外出从业人员外出地点分布情况来看，2013年底，在县外的从业人员占外出从业人员的83%。其中，省外从业人员（含港澳台和境外）为636.13万人，占外出从业人员的57.7%，比2010年增加43.97万人，增长7.43%；省内县外仅占26.09%。从10个行政村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我省大量劳动力转移集中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大中城市。
调查显示，外出从业人员返乡原因主要与家庭生活建设相关，如结婚、生孩子、盖房子、配偶团聚、照顾老人等。还有一部分人群因年岁较大，处于“叶落归根”的情感因素返乡，或是由于疾病或致残等原因而被动返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外出返乡人数为165.81万人，但返乡人员再次外出从业由2010年的56.68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78.27万人，增长了38.09%。返乡人员中，20.43%在本地务农，未能实现就近就地就业。返乡人员再次外出就业人员的增长，进一步说明了大城市对农民就业吸引力大、空间大，本地乡镇或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无法吸纳返乡人员就地就业创业，没能实现就地“城镇化”。
（二）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民阶层分化，导致农地“非粮化”，农村劳动力构成结构趋向老龄化、女性化，“三留”社会问题令人堪忧
一是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带来农民阶层分化。劳动力转移以后，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一部分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保持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或者由传统农民转变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或专业合作社成员；一部分农民成为兼业化农民，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务农；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农资供应商、乡镇企业主、农业经纪人或农机作业服务者等。
二是种粮比较效益低，导致农地“非粮化”。调查对象普遍反映，尽管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了补贴，但由于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升。据调查，种植粮食，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土地租金、劳动力等成本占总成本的80%以上，亩均净收入仅500元左右，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远不如蔬菜、水果、茶叶等非粮作物。因此，农地“非粮化”趋向明显，有的甚至“抛荒”。从所调查的10个村来看，村平“抛荒”土地占农地面积的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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