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已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之一”，它在建设过程中的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摸索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大变革阶段，此时“国外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化理论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国内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难以适应新的发展，所以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在大变革时期，各地方政府所推进的城镇化，没有固定的模式，甚至大多数地方连城镇化的总体规划都没有，即使有，“规划赶不上变化”，中国城镇化道路不免陷入了盲目发展中。“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城镇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大量“鬼城”的出现昭示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失败。即使一些较为成功的，其城镇化仍然不免存在着亟须解决的大量后城市化的问题。
其二，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快速性。自1978年以来，仅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持续并快速的增长，拉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向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幅度的拓展，又将原来城市周边的乡村圈入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在各种“化”的过程中，大量的乡村在短时间内被“化”掉了，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奇异的过程。它就发生在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它牵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的经济向前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国家而引发全球关注的大事件。
其三，新型城镇化问题具有累积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管是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如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矿藏枯竭，还是有关社会的问题，如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病、强征农地、城乡二元化、城镇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问题，都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跳出来的。这就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累积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在几百年时间内自然形成的，是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人口和社会结构能与之相适应；然而，在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新型城镇化进程，均与西方国家不同，它的发展太过猛烈。西方国家城市化在其自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逐步”解决；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前面的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新的更难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维稳的艰巨性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具有高度的重杂性，这就决定了政府维稳的艰巨性。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摸索中的城镇化道路一旦决策失误，对某些地方来说，危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报告中称，一些地方借推进城镇化之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城镇化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超前规划各种工业园区、开发区和新城区，缺乏产业支撑，造成很多“空城”，占地过多。城镇化道路错一步，维稳任务将增十分。当前一些地方盲目城镇化，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多重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目前的，有的还将危害一方很多年，甚至有的危害是永久性的。
其次，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政府维稳的艰巨性。“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总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中国城镇化过于注重速度，不太重视质量，人的舒适度、发展和健康需求、生态环境等，都没有成为城镇化重点追求的目标。城镇化不仅是造城建镇，更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好大喜功式的城镇化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大而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用于人的发展的资金有限，造成了城镇排斥人的现象，大量的农民工建设了城镇，而其自身哪怕在城镇工作奉献了大半辈子，最终也“化”不进城镇。政府解决人的问题的能力有限，这正是导致维稳工作成为各地头等大事的重要原因，维稳变成了“搞掂”，只要人不生事，就是“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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