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的和平》：
互换之期，务希在中历四月初七日以前示复，以免迟误，实深殷盼。这道旨在催促三国尽快回复的“国电”，体现出了光绪的焦急情绪。当天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发三国二电，上意然也。三国无回信，而言者益多，劝成者益促。噫！难矣。”可见，“言者”即上奏拒和者的频频出击，让“劝成者”即主和枢臣加紧催促光绪批准条约。要作出决断，就必须尽早知悉干涉的效果。
当天另有电旨致许景澄，要他请巴兰德尽力相助，可见前述盛宣怀三月二十六日来电的影响：三国合劝一事，巴兰德颇为出力，昨已谕传旨嘉奖。现商展期一节，并著巴兰德尽力相助，以速为妙。所索条约由总署摘要电寄。初三日（4月27日），许景澄三十日来电到京：遵旨托筹各节，据外部罗拔诺夫称：因法廷办理稍迟，须今明日告倭。此时但作三国自行情劝，不便勒展期限。然旬内外必有定办确信，不致逾限。如倭来催，中国宜不露他意，或以未查毕等词权答之。又云：喀亦来询，已电复等语。计三四日后倭复可到，再向探商续闻。这份电报的内容显然不会令光绪感到欣慰。翁同龢对此概括道：“许使有电，俄不能用力，语转松懈。”为此，当天又有电旨一道致许景澄：
奉旨：许景澄三十电奏已悉。展期一节既不能办，现距换约只余十日，批准发往，为时更迫。日本复信，此间必须三四日内接到，方可赶上。著许景澄不时探问，立即电闻。三国情劝之信，既已交到日本，则公劝暂缓批准之语，亦可由我径告日本，较权词答复，似为直截，仍与外部商定速复。该大臣前电有倭果坚拒，只好用力之语，意颇切实。此时应问俄廷，能否先以兵舰来泊辽东海面为我臂助？倘真用兵力，中国愿与俄立定密约，以酬其劳。此节宜即诣外部，密与商定电复。这道电旨继续催问日本对三国干涉的反应。其中的“此间必须三四日内接到，方可赶上”一语，和前一电旨的“务希在中历四月初七日以前示复”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清政府根据当时的交通速度，确定四月初八日为决定批准与否的最后期限（见下文）。在此，光绪也向许景澄交了底，清政府愿意“与俄立定密约，以酬其劳”，以换取俄国出兵胁迫日本就范。
初四日，许景澄初二日来电呈递：“遵晤罗拔诺夫密筹，据云三国现称为大局出劝，非与中国约同，公事易转，缓批一层请勿直告为妥。昨又电驻使合商，在批准期前定一日期，限倭确复允否，杜其延宕等语。先闻。”
许景澄仍然没有从俄国政府处知悉日本对干涉的答复，唯一的收获在于俄国答允在换约日期之前催促日本确复。而在同一天，李鸿章前日来电呈递：“顷据伦敦路透电报：日本复俄、德、法三国公使云，日本百姓因屡战皆捷，现在无殊酒醉，如将中国拟让奉天之地辞而不受，则必激起内乱。英国新报以英国国家不肯与闻此事为甚是，德、法两国徒受俄国所指使。法国新报以法国干预此事为非是，虽见好于中国，必得罪于日本，非计之得云。”据此文意，日本似已拒绝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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