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蒲州城。该城因靠近震中而灾情严重，包括城池、衙署在内的大量建筑物都在地震中倒塌，当时的蒲州城陷入“堂堂钜镇，一望丘墟，奸宄肆掠，河东几乱”②的境地，地方社会秩序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蒲州知州边像积极组织地方力量筹措资金，先后重建了蒲州城垣、州治公署、按抚察院行台和中分司等建筑，经过六个月的重修之后，蒲州城“城高数仞，垣周八里三百四十七步”，还增加了“门楼各四，腰楼六，敌台七，更铺四十有四”③。这对保证蒲州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此外，边像还十分重视城市文教建筑的重建，对损毁的文庙进行重修。
再看荣河城。知县侯祁对荣河城的城市重建做出了突出贡献。该县城墙在地震中损坏严重，侯祁从荣河小县、民穷财困的实际出发，为节省民力，巧妙利用旧城遗址，“建筑雉堞，俱易以砖，增三门楼”。明代后期重臣张四维对地震后的山西南部社会乱象及侯祁竭力重修荣河城池的行为有详细记述：
乙卯岁季，秦晋地大震，邑败数十城。一时凶宄乘便剽劫，邑西则有沿河犷夫乱流而东，邑东则有藩府屯卒乘原而西，民汹汹莫必其命，则城池之守又惟此时为要。……（侯祁）始至（荣河），即练乡兵，倡勇敢，精器械，扬威武。诸盗既慑，城守是先，遂略地势而相视之，辟新制、联旧基，周缭共得里九余步十三。通邑民而均役之，凡几人役一丁，得丁凡四千丁，四日一役，日役者一千丁，用以不妨农务。虑财用而委输之，凡监司给济若干金，富民愿助役者若干金，而公区办若干金，共得百余金。量难易、命徒庸、计时日、平远迩。令既具，择邑父老之良与子弟之能者分督之，奖率有术，镶待成裕，板斡斯竖，箕锸丕作。经始于五月丙寅，越六月丙午城成，凡为日四旬有一。于是城东西南为门者三，南北为重门者二，门各冠以重楼，并西城为楼者四。崇墉造天，严扉重闭，烽橹连望，实备实美，烨若神造，屹然河汾之巨防矣。①
从引文中我们清晰看到了一位普通知县在震后地方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勘址擘画、筹措资金、发动民力、有序实施的详细过程，这正是当时震后山西南部城市重建的普遍写照。
还有曲沃县。震后的曲沃县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而且时刻面对“冀北胡虏犯边，蒲东草寇窃发”的紧张状况，恢复重建曲沃县城墙迫在眉睫。可是城垣重修花费巨大，此刻“欲取之于民，时方饥馑；欲取之于官，库藏空虚”②，恢复重建工程一时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此状，知县张学颜历时三个月多方筹措资金，“又恐劳民也，乃立更替休息之法，十抽其一，而月一再役，且日给口粮，时加搞劳。梓匠、石工又加厚焉。由是人人感激，周不尽力以趋事”③。采用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修补加固县城城墙的破损处，还增建了数十座角楼、战楼，一年之后竣工，重建后的曲沃县城“制度精坚、形势壮丽”。
值得一提的是稷山县知县孙倌在震后十余年（隆庆元年，1567年）重修县城城墙、城门和文庙学宫时，采用的分片专人负责制，“乃自东北历北而西为门三，属邑簿李君恩浩；南门一，属司训屈君征、刘君廉；东门一，属毛尉绪。稗督察其勤惰，而劝戒明焉。”同时告诫负责人“取材惟其良，毋靳其费；成材惟其坚，毋尚乎华；致用惟其久，毋成于速，尔其慎戒哉”④使得修缮工程责任到人，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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