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研究丛书：民国时期救灾思想研究》：
由于土壤与地质地貌的本质区别，农事与土壤则依区域而定。因此，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农事实验必须彻底进行土壤调查，土壤调查有助于土地利用与集中生产。进行土壤调查之前，需对调查属地的气候、地质与农业有相当的了解，掌握每年温度变迁，日夕温度最大差异，每年雨量概况等。在地质方面，需了解关于底层构成与变迁，岩石种类等相关知识。有学者提出土壤调查以农业机关主持进行，辅之地质调查机关协助，并将全国农事实验与土地调查应有整个计划分工合作。
在对土壤研究的基础上，土壤调查在民国不断兴起，诸多科研机构及科学家依据土壤科学知识探究当地土壤性质等，并对土壤系统分类以区别土壤性质以供农事改良参考。如南京金陵大学于1929年以太平洋会议之约，研究中国土地利用问题，其中关于土壤的诸多复杂问题，由于专业知识的薄弱，还聘请美国土壤专家调查长江流域土壤。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援助数万元授予北平地质调查所继续对中国土壤继续调查。1930年秋天，广东林业当局，即建设厅农林局、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矿部广州农品检查所等诸多科研人员均意识到农事实验研究需进一步大力推进，并发起举办农事实验，主要对全省重要土壤系统调查，并对各县土壤做简略调查。此外，对重点县区土壤做精密调查，以为农林、行政研究及经营提供参考资料。
此外，有学者指出土壤与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中国特有的地质地貌与土壤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有深刻影响。土壤的肥沃程度与文化发展先后相互照应，自渭汾以下，首及华北平原，次及河南平原，至于长江下游与四川盆地则更晚，我国文化之演变即以渭汾流域为中心，人工水利发展也以此为先河。气候、森林、水利、病虫害、土壤等是致使或诱发灾害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其成灾必有一定规律可循，且相互之间也有必然的影响与联系。生物界与自然社会有自身运行规律，且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运行的系统，地质、气候、水利、森林、土壤、病虫害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而任何一方破坏都有可能影响生态系统平衡，而生态系统平衡一旦打破，必然带来灾害，其结果又影响人类社会。反之，人类社会作用于生态系统，其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必然带来灾害，从而人类也必然受到大自然及其生态的惩罚，因此，本章对灾害规律的讨论则更注重探究灾害与气候、森林、水利、病虫害、土壤等之间的规律，本章主要建立在民国时期科学工作者大量实践及科学试验、科学调查及科学研究之上，更具科学性。
申曙光教授曾在《灾害学》一书中论证了灾害学理论体系，灾害规律是灾害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依照申曙光教授对灾害规律的界定，如灾害的系统运动规律、成灾规律、群发规律、区域分布规律及灾害与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运动规律。129然而，民国时期对灾害规律的讨论，还没有明确提出诸多灾害规律，灾害规律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大量科学研究之上，在严密科学论证与试验的基础上方可提出灾害规律。民国时期对灾害规律的探究已经开始科学化的趋势，如上文所提到的对气候与灾害、病虫害与灾害、森林水利与灾害的讨论，许多研究已经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如竺可桢、翁文灏、邹锺琳、葛绥成等一大批科学家已开始对灾害规律展开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框架性的理论基础，即使以今天的科学标准衡量，许多研究成果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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