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治朝以后亲王军机大臣之延续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一日，太后垂帘与亲王军机大臣辅政体制虽已正式确立，但正如前文所言，在权力高度集中、君主专制制度已发展至顶峰的清代，最高权力是无法平均分配的，更是不允许进行平均分配的。
恭亲王奕诉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确立太后垂帘与亲王军机大臣辅政体制，是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①，但这仅仅是他与当时恭党成员的一厢情愿。在内忧与外患仍威胁清廷统治，还须借用奕诉维系内外，力扶危局之际，慈禧太后尚能允许他做如是幻想。但当南京克复，内忧警报业已解除之时，慈禧太后便利用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之奏疏，折辱奕欣，并趁机削去其议政王名号。至此，太后垂帘与亲王军机大臣辅政体制中，太后与亲王准平等的合作已宣告结束，清廷最高权力的天平已向慈禧太后倾斜。“然同时太后亦由以知恭王在中枢之潜势力非可轻易撼动，而尤以对外国之关系为然。况当时捻势方炽，西北、西南、回、苗起事后，犹在滋长，满清政府地位犹未巩固，故亦不得不适可而止。”②同治十二年(1873)，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竟因奕诉谏修圆明园一案合演双簧，几日之内将奕诉父子降革之后又官复原职，表面看来对奕诉并无损耗，但其生平之豪气，迨为慈禧母子折磨尽矣。十三年(1874)，亲政尚不及两年的同治帝骤然病逝。此后，两宫太后即以一己之力再次垂帘。尽管奕诉仍作为亲王军机大臣辅佐幼帝，但亲王与太后间早已不再是当日之准平等的合作关系了。光绪七年(1881)，伴随“颇倚任恭邸”③的“正位中宫”慈安太后的病逝，慈禧太后独揽大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此消失，而奕诉的地位则进一步被削弱。显然，慈禧太后将奕诉赶出最高统治层的时机已逐渐成熟。此时，她之所以“一时尚不能使出军机者，则以恭王谙练老成，长于外交，不能不资其臂助，故含忍以用之，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慈禧自觉可以独断，无需扶助”①，便借口奕诉位居领袖之枢垣于中法战争中“萎靡因循”，罢其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由醇亲王奕譞取而代之，原班军机处人马一并改组，是为甲申易枢。至此，在太后垂帘与亲王军机大臣辅政体制中，尚存于两个权力主体间的一丝丝的合作关系已荡然无存，由皇权中析分出的一系列权力已尽由慈禧太后收回。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于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恭亲王奕诉方再度被起用，但此时的奕诉因屡遭严谴，加之老迈体弱，已无斗志，作为不多。此后直至二十四年(1898)奕诉去世为止，他已于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间，三度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值时间共计二十九年(见表4—1)。
光绪十年(1884)，继恭亲王奕诉罢值军机处后，取而代之的首席军机大臣名为礼亲王世铎，实为醇亲王奕譞。对此，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四日谕旨中有：“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②《清史稿》中亦有：“醇亲王以尊亲参机要，不常人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③的记载。此皆因“当时亲贵，醇亲王奕譞为仅次于恭王之有力分子，才力不及乃兄，而对内外大政亦颇有主张，为人则较驯谨柔谙，其妻又为慈禧太后之妹，故与太后关系较密。同治以后，大局重定，中枢集权力以肆应外患，于是醇王渐起而与恭王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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