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34—　)，出生于美国克利夫兰，1954年获得哈佛福特学院学士学位，1956年和1959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耶鲁大学和杜克大学，于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詹姆逊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后来转而关注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其主要代表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等。

　　《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是詹姆逊自《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之后极具分量的著作。詹姆逊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第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而第三世界却崩溃瓦解的全球化时代，“乌托邦”这一概念对我们是否还有意义？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细致地考察了自托马斯·莫尔以来“乌托邦”这一社会构想的历史发展，并对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功能提出了质疑；第二部分则重点关注一系列科幻小说所体现出的他者性，通过研究这些作品中的外星生命和外星世界，詹姆逊探讨了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关系，总结性地反思了对于乌托邦的各种反对之声，并重新评估了乌托邦在当今时代的政治价值。

　　《未来考古学》无疑属于科幻小说研究最出色的成果之列。……詹姆逊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文化理论家之一，但作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他也是无与伦比的。
　　——特里·伊格尔顿，《伦敦书评杂志》

　　詹姆逊在多种材料与理论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他的诸多洞见所带来的启发，以及他的激情洋溢的信念，都使得本书令人兴奋不已。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引论：今日的乌托邦
　　一直以来，乌托邦都是一个政治话题。这对于一种文学形式而言，实在是一种不寻常的命运：正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受到质疑，因此在结构上，它的政治地位也显得暧昧不明。乌托邦历史语境的波动对解决这种暧昧状况毫无帮助，因为这种状况并不是由趣味或个人判断所引起的。
　　在冷战期间（以及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乌托邦已经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同义词，并开始被用来代表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原罪，显示出了对完美系统的统一性以及理想化的单纯性的意愿。而这一系统，始终要强加于其有缺陷的、难以驾驭的对象。（在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进一步研究中，他将这种政治形式对物质的统治等同于审美现代主义的强制性。）
　　自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这种反革命式的分析已经不再能激起右派多大的兴趣了。相反，它被反对独裁主义的左派所接受。在微观政治立场上，这些左派肯定“差异”，并将其作为口号。当他们遵循传统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马克思主义在集权化和独裁制的意义上是乌托邦的时候，他们也认识到了“差异”的反国家立场。
　　自相矛盾的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一方面非批判地汲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分析，一方面又遵循了布尔什维克的习惯，指责其乌托邦式的竞争缺乏主观能动性或政治策略的观念，并认为乌托邦主义是一种深层地从结构上反对政治的唯心主义。尽管乌托邦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政
　　治观点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但乌托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乌托邦思想的政治实践价值，以及社会主义是否等于乌托邦等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事实上，处在后全球化时期的全新一代的左派越来越愿意接受这个口号，因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不信任以及对传统的革命观点的怀疑已经弥漫开来。这一代的左派包括了旧左派的残余和新左派、激进的社会民主派、第一世界文化的非主流少数派、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失地或失业的平民。新兴的世界市场在所谓的全球化中得到了巩固，人们期待它最终能为新的政治制度形式提供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可以套用撒切尔夫人的名言说，乌托邦没有替代物，晚期资本主义也没有天敌（反对美国或西方帝国主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决不可能支持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然而，不仅仅是战无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尚处在争议中，同样受到质问的还有：是否要不断取消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肇始以来所获得的社会成果？是否要取消福利措施、安全系统、联合的权利、工业和生态方面的限制性法律法规？是否提供个人退休金？以及是否要彻底肃清通向全球化自由市场的全部障碍？真正带来危机的不是某一个敌人的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不仅仅这种趋势无法逆转，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物也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和不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体系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付诸实践了。乌托邦主义者不仅构想出了替代体系；乌托邦形式本身更是对根本的差异、根本的他者，以及社会总体的系统本质的具象性构想，以至于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存在中，如果不首先摆脱种种如彗星火花般的乌托邦愿景，就几乎无法设想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因此，乌托邦政治（或任何政治乌托邦主义）的根本动力一直存在于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中。因为这种政治旨在想象有时甚至是实现某种与现实迥然相异的制度。在此，我们可以跟随奥拉夫·史德普顿的时空旅行者的脚步，去逐渐明白神人同性论是如何决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宽容度：
　　首先，当我们的想象力被现实世界的经验彻底约束住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设想出那些和现实极其类似的世界。而且，在这个想象的初xiii 期阶段，当现代智人所遭遇过的精神危机也为我们想象出来的世界所经历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遇到这些世界。所以，对我们而言，要想进入一个世界，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宿主之间，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相似性或同一性。
　　史德普顿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论及乌托邦的，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但当乌托邦作家面对那句伟大的经验主义格言，即“感觉先于感知”的时候，没有人能跨出如此直接的一步。如果这一法则是真的，那它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形式的终结，也从总体上意味着科幻小说的终结。按照这句格言，即便我们的想象力再不受约束，也不过就是经验的拼贴画而已，它仅仅是靠此时此地的点点滴滴拼凑起来的罢了：“当荷马想象出喀迈拉的时候，他不过是将属于不同动物的身体部分嫁接到一个动物身上而已；狮子的头，山羊的身子和巨蛇的尾巴。”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的想象力是受我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可能还要加上其所保存的过去一切世代的遗留物）所制约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最多达到了一个消极的目的，即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禁锢（我自己偶尔也会谈到这一点）；因此，即便是最好的乌托邦也不是最全面的。
　　这一命题的价值在于将对乌托邦的讨论从内容上转移到了表现形式上。这些文本频繁地被用来表达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一种坚决的形式主义的方式（黑格尔和叶姆斯列夫的读者会明白，无论如何，这种形式一直是某种特定内容的形式）来重新调整其间的平衡。就这一点而言，有趣的不仅仅是构建乌托邦的社会和历史的原材料，还包括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表现关系—如封闭、叙述以及排他或颠倒的关系。毫无例外，在叙述分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而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那些在叙述构架中压根儿没有被提到的东西。
　　有必要给这种乌托邦形式主义加上一种乌托邦生产的心理学，尽管对这一称呼我不太拿得准：对乌托邦幻想机制的研究，或者毋宁说，这种研究避免用个人传记，而更着眼于历史的和集体的意愿满足。这种对于乌托邦幻想产生方式的研究必须首先阐明其可能出现的历史条件：因xiv 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有趣的肯定是弄清楚为什么乌托邦会在一个时期内繁荣兴旺，而在另一个时期却销声匿迹。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跟随达科·苏文的思路，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那么上述的问题就必须扩展到将科幻小说包含在内。苏文的“认知抽离”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观念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基础上的审美原则。它认为科幻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本质上的认识论功能（因此把一般幻想中的梦的因素排除在外）。所以，“认知抽离”为此类一般性的范畴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子集，它专门用来描述这种旨在寻求替代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想象力。不过，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将会更加复杂，因为在乌托邦文体或文本之外，还存在一种充溢于日常生活及其文本的乌托邦冲动（见下文第1章）。这种区分也将使得这里对科幻小说的选择性讨论更加复杂。因为除了那些公开设定了乌托邦主题的小说（如勒奎恩的《天堂的车床》）之外，我们在第9章中还要选取那些流露出乌托邦冲动的著作作为对照。无论如何，本书第一部分“乌托邦欲望”，和第二部分收集的文章不同，它将主要讨论科幻小说的某些特定方面，这些方面与“同一和差异”的乌托邦辩证法紧密相关。
　　所有这些形式上和表现上的问题又将我们带回了开始时涉及的政治问题，但现在后者已经深深陷入了一个形式上的两难境地：假定了历史终结的作品如何能够提出可用的历史推动力？旨在消解一切政治差异的作品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具有政治性？要克服身体需要的文本如何继续保持其唯物主义属性？“和平新纪元”（莫里斯）的景象如何动员并激励我们投身实践？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上这些问题是不确定的，但如果我们继续
　　试图寻求解决，也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情。实际上，就这些关于乌托邦的著作而言，最可靠的政治检验并不在于对个别有争议的作品所作出的评判，而在于其激发新的乌托邦想象的能力。这样的乌托邦想象既包括了过去的，也在不断地变更和纠正着它们。然而，与其说这种不确定性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乌托邦的评论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敬仰傅立叶）本应该就这个问题发表相反的看法。20 世纪6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另一位乌托邦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较早的一次讨论中对这种矛盾提出了一个解释，尽管讨论的正式主题是文化而非乌托邦。然而，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文化可以具备批判性和颠覆性的政治特征吗？它必然要被自己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系统重新利用并笼络吗？马尔库塞坚持认为，艺术和文化从社会中的分离将文化开辟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其结果导致了艺术不可救药的含糊性。正是文化和其社会语境的这种距离使其能够成为对后者的批判和控诉，但这种干涉注定是无效的；艺术和文化被划归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琐碎的空间，在其中，这些交集被提前消解了。这一辩证法更有力地解释了乌托邦文本的矛盾性：因为一个特定的乌托邦越是声称它和当下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它就不仅是不能实现的，更糟糕的是，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回到开始时的状况：敌对的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试图传达对于乌托邦的某种绝对的政治性判断。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再凭着纯粹的良知坚持这种不可靠的形式，我们现在依然可以求助于萨特所创造出的天才的政治口号，在有瑕疵的共产主义和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反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也许对于后来的乌托邦旅行者们，有些相似的情形值得注意：事实上，如果你能敏锐地觉察出对乌托邦进行批判的目的，也能意识到乌托邦在结构上的不明确性，更知道乌托邦观念和计划在我们时代真实的政治功能，那么反—反乌托邦主义的口号也许是最好的作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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