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政治思想的一般状况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宋元时期政治思想的重心无疑在两宋时期。以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两宋时期完成了其自身的哲理化过程，两宋时期的理学或者道学的形成是这一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也正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
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极为少见的思想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一方面表现为众多思想流派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思想家讨论主题之广泛。
北宋初年是两宋政治思想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石介、孙复和胡瑗，人称“宋初三先生”。他们三人均求学于泰山，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唐代中期思想家韩愈的影响，主张尊韩，重视儒家道统。“宋初三先生”实际上开了两宋理学的先河。
北宋中期以后的思想界实际上可以从两条线索加以考察。第一条线索是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亦即理学外的思想家。特别是在北宋熙宁初年到南宋初年占据统治地位的荆公新学，对于宋代的思想界乃至北宋后期的政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王安石新学重视“外王”，主张因时变革，但却带有浓重的托古改制的特征，这也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主张改革或者变法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随着变法的兴废，也有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新法、主张恪守常道的思想家。北宋时期思想家之间的歧见，与宋王朝内部的政治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为代表人物的理学或道学，则是北宋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人们通常所说的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关、闽、濂、洛，其中三个流派都出现在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理学家以形而上的方式阐释儒家的道统，把“道”理解为世界的本原和支配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对于“道”的认识和解释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家追问世界的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的过程。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在古希腊，由于逻辑化的数学的影响，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便养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到了苏格拉底的时候，按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里的说法，苏格拉底开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讨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从而认识和把握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希腊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家的道德关注相合的产物。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家的伦理关注却是相互分离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但是，先秦儒家并没有养成希腊哲学家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尽管《周易》中也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的说法，但是，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不难看到，先秦儒家并没有把《周易》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用于思考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因此，缺少对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的追问，而更多诉诸经验性的历史过程，成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先秦道家有着良好的形而上学修养，《老子》一书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十分清晰地表明，道家学派已经在追问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而且，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对于道的认识和理解表明，其逻辑思维能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道家学派对于社会生活的道德关注却远没有儒家那样强烈。道家理解社会生活的立脚点是“自然”或者在本质上为虚无的“道”，他们所理解的普遍法则与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某种相互隔离的状态。因此，道家学派关于作为终级原因或者普遍法则的“道”的理解，对于提高现实社会生活的质量并无补益。
如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家的道德关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相互分离的，这就决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两汉以后必然要经历一个哲理化或逻辑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理化过程，实际上是儒家的道德关注与道家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过程。
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理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自周敦颐作《太极图说》起，再到以后的二程、张载，“道”或“天理”成为思想家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尽管北宋时期的理学家自己不肯承认，但无可辩驳的是，他们对于“道”或“天理”的理解方式与道家更为接近。北宋理学家的努力，为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形而上学思维注入了真实的道德内涵。
南渡以后，由北宋传承下来的理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道学家在这一时期遭遇了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但由于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人们在学理上较之以往更为贯通，对于北宋理学家提出的诸多论题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与此同时，理学内部也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及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内容，本书均有专章叙述。不过，在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陆九渊的心学。
陆九渊心学的要点是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在思维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果说程朱学派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贡献是把儒家道统推向了“绝对”，把“道”或“天理”理解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话，那么，陆九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贡献便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明了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在认识和把握“道”中的决定作用。按照陆九渊的观点，客观事物的意义，作为普遍法则的“道”，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思维的产品，是由人在自己的认识过程中获得的。如果没有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陆九渊的心学与近代西方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英国近代哲学家贝克莱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按照贝克莱的观点，人们认识的对象就是观念，人们平常所说的事物，不过是观念的各种不同结合而已，但观念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要有一个能感知它们的主体，所以，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才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了人，全部的客观事物就等同于存在着的无。其实，贝克莱与陆九渊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二者所强调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只不过，陆九渊对这一命题表述得还不是十分清楚。到了明代中期，王阳明进一步明确地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一说法与西方近代思想家已经没有任何差别。
南宋、金、元之际，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在北方也有所传播。随着元朝的建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日益广泛。而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也主要体现为理学的传播以及以程朱学派为主的理学在政治上获得了统治地位。元朝统治时期，在理学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思想家有赵复、许衡、吴澄等。特别是赵复，是宋元之际理学北传第一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据载，南宋末年，蒙元军队南下，派儒臣杨惟中、姚枢随军前往，他们的任务便是在南方搜求“儒、道、释、医、卜者”（《元史?姚枢等传》）。由此可见，元朝初年的统治者已经开始留意南方的儒学。元军攻陷德安以后，赵复被元军俘获，杨、姚当即对赵复加以保护，此后，赵复便开始在北方传播程朱理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思想学术的重要性往往是与科举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元朝初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因此，理学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尚十分有限。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时期，于1313年，接受王约的建议，下诏恢复科举制度，并于次年8月在全国实行乡试。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元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政治思想更加重视，元朝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自此，理学已经从原来的民间学术彻底转化为官学。理学的官学化，就元朝自身的社会状况来说，自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思想文化发展水平远远低于汉族，把理学确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对于提高元王朝统治集团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传统儒家的思想学术的发展确有其积极意义。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两宋时期的思想家在学理上之所以能够实现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学在本质上始终是民间学术，尽管在某些时候理学家享有很高的地位（如庆元初年的朱熹），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理学都处于被当权者排挤的状态。宋代理学家与当权者之间这种相对疏远的关系，也使得理学具有了某种社会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的本质就在于社会批判，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对古往今来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品分和批判是思想家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理学的官学化却使所有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有见识的学者或思想家已经被纳入了统治者的阵营，成为现实的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这部分学者来说，他们已经无法找到评价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立场，于是，官学化的理学也必然像汉代的儒学那样失去其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理学最终也走上了日益僵化的道路。宋元时期的历史证明，一种思想学说官学化的代价便是思想本身价值的流失。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