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试制度史》第一章
弁言
一国的大政，不外“用人”和“行政”二者。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当否；而用人的标准，舍公平的考试制度以外，更没有再好的方法。考试制度是我国古代首创的制度，其见之于经史的，首推《尚书》，如《虞书》载：四岳举鲧治水，帝曰：“异哉！试可乃已。”又四岳举舜嗣位，帝曰：“我其试哉！”及舜历试诸难，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此实为考试制度的滥觞。三代之治，以周代举士的典则较为完备，如《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是以德行道艺教之于平素，而后贡举之于王廷。自汉代察举制兴，科目较多，左雄改制以后，考试制度的雏型也就具备了。隋唐以降，科举代兴，于是政府所挟以甄拔人事的方法，不得不出于考试一途。历宋、元、明、清，承袭历代已有的基础，加以不断的改进，故考试制度更日趋严密。自童试、乡试、会试，以至于殿试，形成一贯的体系，实有长足进展的趋势。推究当时举行考试的作用，多为巩固君权，羁縻多士，徒务形式上的整齐严肃，而对于作育人才的真正目的，反置之不问，以致学校为科举所夺，学术为制艺所蔽，考试制度原以甄拔人才为目的，结果反变为锢蔽人才和败坏人才的工具，丛弊积垢，遂激成清末废止科举运动，其流弊实不在考试制度的本身。我们推究考试制度所以能保持悠久的历史和不朽的价值，其原因则基于自由竞争，则无由行私；凭才取士，则无法幸致；而且可以泯除贫富阶级的限制，使平民得以参加政治，允符民主政治的真谛，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故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权衡，究不失为公正平允的法则。彼欧美日本各国都一致仿效实行，已成为世界上颠扑不破的优良法制，这实在是我先民创造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具有莫大的贡献。
国父孙中山先生以天纵之圣，首先发现中国政治制度之有考试独立权，乃创立五权学说，以欧美现行的三权——行政、立法、司法，加上我国固有的二权——考试、监察，成为“五权宪法”。融中汇外，酌古准今？实为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最大发明。较之法儒孟德斯鸠（BarondelaBredeetdeMontegyulenCharlesLouisdeSecondat1689-1755）的三权分立学说，益臻充实而杜绝其弊端。盖世界政治学说的发展，中国远较欧美为迈进。欧美所注重的是“法”，由行政权的分工，而发展为立法、司法二权；中国所注重的是“人”，由行政权的分工，而发展为考试、监察二权。中国重在“人”，由“人治”而有尧舜禹汤文武之盛；然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善政无以为继，其弊端即在失去“法治”的准绳。欧美重在“法”，由“法治”而有分工合作互相制衡之美；然而议会强横，莫衷一是，良法有时而穷，其弊端即在失去“人治”的运用。国父高瞻远瞩，体大思精，以行政权为中心，融合中西两大致制的精神，以中国考试、监察的“人治”，补欧美行政、立法、司法的“法治”的不足，补偏救弊，成为完美的政治组织。故对于国家政治的设施，毅然主张厉行考试制度，以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并于其所手订之建国大纲中，有“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及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的规定；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有“厉行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的决议，以免入主出奴之弊，而收选贤与能之效，真知灼见，遗训昭然，诚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了。
现行宪法依照中山先生教导，特于第八十五条明白规定：“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应按省区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故行宪后，考试院的职责，益形重大，如何才能尽宪法上所赋予的职责？实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又历代选士之制，可得言者：其初取自学校，其后分于科举，再后学校科举趋于合流，又后科举学校互争存废，最后则二者联为一贯。汉之甲科，实因学校而起；唐之生徒，则与科举并进；宋代曾宠科举，专以学校进身；或科举与学校并行，而应考人必由学校送考；明、清两代，名为专以科举取士，实则科举与学校合为一途。其举人以下，为学校制；举人以上，为科举制。五贡——恩、拔、岁、优、副贡——之设，乃指贡于太举读书而言。名为科举取士，实则学校选生。降及末流，学校有名无实，群趋于科举的一途，乃有罢科举与学校的事件发生。在过去一千多年当中，科举和学校，相成相毁，相禅相递，科举因学校而起，因学校而废。而梁任公氏认为“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亡。”其间盈虚消长之迹，息息相关，宛如一体的两面，有不可分割的趋势。今欲研究历代考试制度，即不可不知与科举一而二、二而一的学校关系。
古人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将我国历代考试制度，以及与考试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学校制度分别作扼要的叙述，借以互相印证，以为研究考试制度方面有力的参考，而作为改进方案的蓝图，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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