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人之能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绝不是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逻辑必然。它既有着复杂深刻的国内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革命力量发展和抗日战争的具体问题的推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学术界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争论、中国社会出现的“中国化”思潮、新启蒙运动和共产国际领导路线的一些改变，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成就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抗战前的“中国化”思潮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思考反侵略的问题，并进而倡导了“中国化”思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化”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和心理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同化和改造外来文化来捍卫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这种心理和思想的渊源实际上在中国近代以来几乎从未消失过，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政府内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改革派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后又有张之洞等人提出“中体西用”，这都反映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涌入试图保护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努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盘西化的思想也因应运而生，但仍然有“整理国故”派等努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这种思想和心理，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对“全盘西化”思潮的反思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强化，无论是宗教界、教育界，还是学术界、文艺界，都开始有人讨论如何将本领域的外来思想文化中国化，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并明确使用了“中国化”这一概念。比如1922 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在《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就指出：“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1924 年，舒新城在《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一文中提出：“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927年，庄泽宣则专门撰写了《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文中指出中国的教育都是舶来品，“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而“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特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日本大规模侵华企图的暴露，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华的步伐一步步加紧，侵略者不仅占我国土，掠夺资源，奴役人民，而且还有意摧毁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同时还宣扬什么“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新民主义”、“全民主义”，在华北华南分别建立所谓“新民会”、“东亚文化协议会”和“大民会”，收买、利诱并强迫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开办各种训练班以培养奴化教育人才，修改并编印各种教科书，出版各种报章杂志，建立通讯社，并实行复古运动，提倡迷信，诲盗诲淫，遍设烟馆妓馆、赌场舞场，强迫中国人学习日文，试图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中华民族日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和局势，广大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改变以往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起而捍卫和发扬中华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和种子——中国文化，才能在政治和军事不断失败的情况下防止中华民族丧失最后的心理和文化防线，才能为中华民族的绝地反击保存一块敌人永远无法占领的精神根据地。作为中国人的自己，也才能为抗日救国作出一份应有的贡献。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广大知识分子一呼百应，掀起了一场遍及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科学、哲学等领域，旨在对西方思想和学术进行改造，发扬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学术的“中国化运动”或“中国化思潮”。1931年2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今后之急务” 。1930年6月，前锋社潘公展等一批知识分子在《前锋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言称：“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为了某一民族，并由某一民族产生的，其目的不仅在表现那所属民族底民间思想，民间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时在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在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在表现民族在增长自己的光辉底进程中一切奋斗的历史。”“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因此，“我们此后的文艺活动，应以我们的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同时，为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荣，我们须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命。”到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骤明显加剧时，以王新命为首的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明显地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感。他们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原则。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不是一个任何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因此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创造。它“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既不能守旧，也不应盲从。“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辟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 上述宣言，虽然没有使用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概念，但它明确提出了对于外来文化应该结合中国的特殊性进行创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化”问题的实质。另外，据陈序经在1933年3月发表的《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所说，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已经“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的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 1936年和1937年，陈唯实、张申府等人也先后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与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的主张。1937年11月，从贤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中，提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味太重，现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 。到1938年春时，“新文化的中国化”已经成为延安文化界的一种共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1938年5月发表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文化运动应注意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特点，“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疏忽自己民族的特点，或者不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弱点，这是错误的。”而且还提出“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在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而非现实的。” 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为捍卫中国文化、为挽救民族危机贡献自身力量的一种浩浩荡荡的共识和潮流。
在“中国化”潮流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1935年陈伯达在中国哲学年会上指出：“中国的新哲学运动，应是把世界新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具体化起来，也就是把世界新哲学在中国历史上进一步发展起来。” 所谓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11月李初梨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1938年4月1日，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 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说：“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 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到达延安后仍然继续“中国化”的宣传。
抗战爆发前后的这股“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阔了视野。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直接借鉴了“中国化”的概念。这一点从以下情况即可看出：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中国化”的概念，而且他们在使用“中国化”这一概念时，都未对它作出具体周密的概念界定，而是直接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对接，这说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都认为“中国化”这一概念已经是一个约定成俗的概念，它的内涵是不言而喻的。这显然是由于此前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化”的广泛讨论。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也认为陈伯达对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说陈伯达“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统一起来提供了口号以及基本原理rationale（不是基本概念，这是毛泽东自己独立阐明的），他推动毛泽东正确地评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遗产采取一种更积极态度的必要性。”
2．“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基本内涵。在有关“中国化”的几乎所有讨论中，都包含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中国化”是指该领域的外来思想理论必须与该领域的中国国情、具体实践、具体特征相结合，以形成本领域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思想在中共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一点以后还要论及，此处不赘述）。很显然，这也是受到此前各界人士关于“中国化”讨论的影响。
3．“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中国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就是强调和突出中国本位文化。而从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并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来看，很明显，他们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中注入了“本位文化”的思想。我们过去太偏重于把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文化，理解成反帝的文化，实际上并不全面。从1938年开始，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这说明毛泽东所强调的文化的“民族性”不单纯是指“反帝”，也是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和继承的角度去讲的，是指以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主体和本位建设新的文化。
4，“中国化”思潮形成了文化的反侵略共识。1935年4月，陶希圣在《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就把反侵略作为文化建设的功能之一，他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独立自由的争斗的文化”。前面提到的以王新命为首的十教授在同年5月的《我们的总答复》中也明确指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很明显，十教授是把文化建设与民族意识、民族救亡对应起来。 而1936年至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也以“反对异族奴役”（所谓异族就是指日本侵略者）作为其主旨之一。1938年郭沫若在《复兴民族的真谛》一文中同样认为文化的落后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 可见，反侵略的文化思想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无论是亲国民党还是亲共产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毛泽东在后来不仅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反帝的，而且认为反映和服务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文化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很可能考虑了上述广泛的共识，而不是单纯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去界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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