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4）》：
最后，坐等兵团放行。“有一阵的批准率干脆冻结，北京困退开了一条口子以后，关系学都太猖獗，人人都达标了，你要什么条件我给你凑吧，就口子开得挺大挺大的，东北就拒绝放人。等我挤进的时候人家就不放了，安置办公室来的材料比较少就放了，后来越来越多，就干脆冻结不放，我在兵团不有关系吗，关系也没用，高层说了不放，一个也不放，耗了好一阵以后最后终于放了。”
L队1975年启动办困退共三人，材料到兵团后因北京“走后门风”和1976年全国政治局势动荡都遭遇冻结。知青为争取早日困退四处打听消息、委托熟人，到1976年年底陆续解冻放行，有团部关系资源的知青排在了放行队伍前列。
北京市对困退把握相对不严，而兵团对新出现的“家庭困难4型”一直不予批准，但相熟的执行干部却透露不必另寻出路，果然到1977年10月这类困退也松动了。
“1975年那不是有困退吗，我们家那年我也没想到就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困退咱们也办了，现在那个材料北京市这边知青办都通过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帮我办的，我爸的老乡是西城区知青安置办主任，信息就传给他了。我们L队三个人说白了就是1975年的10月份我们材料已经到3师了……等到1977年春天，蒋S他们都放行了，我呢，当时为什么没放我，就是说你妹妹就在北京，我这个接着扣，什么时候能走，不知道……我们也坐在办公室磨呗，我也认得那些人，营里在一起工作的，他们也就尽力了，如果实在走不了也没办法……1975年困退卡住了，兵团认为北京有走后门的现象，但病退还没停，所以我1975年过年时候在北京探亲去医院开了一个病退证明，我爸说困退不成就病退，铁了心要回来了，我调了人民医院的视力档案，我视力不好，也不知能不能成，回来交过去，军务股人家说你那个困退也没废，你不用再办，兵团到各家去看，落实情况呢。我也就没去兵团医院再看，怕弄得满城风雨，哪个领导敢帮你，你说你看不见那你怎么能开拖拉机阿，我衡量了一下就没再办……我没批之前，那个高考开始了，我还准备高考呢，后来我跟那个林K什么的都准备高考了，后来十月份批的那个调令下来了，我就不考了，回家了。”
病退：在大返城来临前，L队有4位北京知青病退返城，先后的病退原因是心功能不全、肝炎同时肺结核、劳损性胸膜炎、盆腔瘤手术遗留肠粘连。虽然许多知青著述中都写到当时知青返城对“疾病”的制造和伪装，但许多不得已选择全家合谋办困退或转插的知青都认为，病退难装，因为病退得有长期的铺垫，有累积的疾病历史证明。
从兵团方面下手办理病退的知青需要经过团里医院——师里医院——哈尔滨市医院——北京方面医院的逐级检查；从北京方面下手也可以办理病退，需要两家市一级以上医院证明、学校出具集体下乡证明、区和市知青办证明。取得所有证明材料后，再经过兵团方面团、师两级的最后审批。兵团医院对知青病退的态度比较宽容，兵团审批机构则不是很情愿知青通关，“走一步问一步，当时我在团部宣传队有这个条件，问起来比较方便，直接问那些干部……先经过团里医院检查，跟你的主治医生交谈一下，然后到师里面的兵团医院复查，跟他们传染科的大夫都挺熟的，住过院都知道，关系处的也很好，两个医院查完以后，都没有什么异议，再到哈尔滨的那个市医院查，查完回来北京好像是海军总院复查的吧。最后拿了这些材料，你先要团里批准，师里也要批准，我记得到师里给我个印象就是，他不理我，从底下来的病怏怏的没人理你，说不管这事，你等着吧，后来我就在那坐，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我就没动地方，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说话，到第二天他没说话给我签字，我就走了，他要不签字我在那儿还坐着，最后他给我签了我也没感谢他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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