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公共政策发展报告》：
二、伴随市场机制由建立框架到逐步完善，逐步加大公共政策的配套和保障，是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实践需要转轨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即意味着与之匹配的政府职能公共化进程的开始。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的评价范围与政府行为的评价范围基本是同一的。只有经济运行以市场作为基础配置方式时，私人部门及利益成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和普遍存在时，才会出现与私人部门行为相对立而存在的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研究领域，简单地可描述为市场运行基础上的一切政府行为及其经济影响，或基于公共目标的政府行为及其经济后果。
经济转轨实质上是两种体制与运行机制之间的转换，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必然伴随着政府从大部分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退出的实质是政府职能分解、调整、转换、适应的过程。通过政府一市场关系的动态过程，由渐进积累而达致质的变迁，完成体制的转轨。因此，从前述一般意义而言，这一过程必然伴随政府在适应市场机制要求过程中其本身职能的公共化取向。这也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即政府做该做的事情，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这并不是最重要和核心的公共经济与政策问题。由于缺乏稳定、成型的市场体制这一基本前提，政府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具备按照成熟市场条件界定自身职能、实现公共部门发展的环境。既然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就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的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应该始终成为主要的职责。因此，研究如何平稳、持续、快速推进转轨的政策，才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公共经济与政策。由此延伸出来的对本国国情民意的判断、对体制转轨目标的确定、对改革步骤的安排、对各项政策的预见和把握、对矛盾与冲突控制和化解的能力、对相关政策之间的统筹和协调等，也自然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一特殊过程与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事实上已经在不同国家的转轨绩效中显现出来。“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公共政策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公共部门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随着转轨进程的深入，我们将发现这一实践过程的理论价值最终会朝着两个方向归结：一是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经济史的研究中；二是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公共经济与政策的研究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转轨定义为一个特殊的公共政策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改革的独特方式，都可以作为公共政策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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